【读书札记】许纪庸:晋城建市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继在农村连续几年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又宣布取消了实行长达30多年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同时全面启动了以扩大国有工商企业自主权，推行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和鼓励集体个体经济发展为主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地市级晋城市也在当年五月宣告成立，它本身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所以当我于这一年的年底调到晋城市政府工作时，感到全市改革的气氛十分浓厚，虽然当时大家对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无疑人人都在关注改革、议论改革。该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记得在1985年9月28日召开的晋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薛荣哲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当前必须抓好十项工作，其中有两项就是改革，一是要搞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一是要坚持对外开放，敞开经济合作大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薛市长又提出四项具体任务：一是把该放的权力不折不扣给企业放下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在企业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三是整顿行政性公司。四是搞好工资和物价改革。大概因为我长期在企业工作，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和经验，所以我刚调到市里不久，就被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市体改办副主任。当时市体改办的上级是以市长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下边却空无一人，也没有落脚的办公室，各县区更没有相应的机构，它名义上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皮包公司的皮包机构。白手起家，一切得从头做起。我刚从外地的企业调到晋城的行政单位，人生地不熟，又毫无机关工作经验，加上刚一上任，市里就通知我过几天就到省里开会，汇报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情况，这一时让我十分慌恐。镇静下来以后，我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一是翻阅近期的《太行日报》，通过报纸上的报道和文章了解晋城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度。二是走访市直各有关部门，一边向各部门领导介绍自己，一边向他们了解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在走访市计委时，认识了当时的市计委主任魏兴贵，他是陕西长武县人，是我的老乡，也是我在市政府机关结识的第一个熟人。通过几天的读报和走访，我搜集的材料记了一大本，才有了去省里汇报的底气。去省里开会时，我同副市长扬月生，财政局副局长李协定同挤一车，因同他们不熟，车里的气氛沉默，一路上弄得我晕头转向。

 从省里回来以后，体改办才在地委行署机关的三楼有了一间办公室，并陆续调进两个人，一个是柴守瑛，一个是许生荣。当时给了我们6千元的开办费，但我有钱不知道怎么花，还是从市计委基建科调来的柴守瑛帮我安排好购买办公用具之类的事。

 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11月，我在市体改办工作了整整三年，大体上开展了四项工作：一是落实为企业放权松绑让利的政策；二是在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三是推动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四是在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现将我从事的这四项工作分述于后。

  一、给企业放权让利。我到体改办工作以后，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给工业企业放权让利的“三十五条”和补充“十三条”规定。因为从68年到85年，我在大同的地方国营企业总共工作了17年，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副厂长都干过，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运作方式十分了解，那时企业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生产任务由上级下达，原料由上级按计划调拨，产品实行包销包购，企业盈利全部上缴，亏损由上级弥补，买设备，盖厂房需要资金得给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那时企业内部安排一个科长也得报主管部门审批。那时的厂长好当也不好当，好当在只管生产不管经营，只要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即可，工作相对单一；难当在缺乏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手段，大家的工资都由国家统一规定，没有奖金，干多干好一个样，干好了发一张奖状，干不好口头批评教育，与物质利益不发生任何联系。所以在体改办学习了省里的“三十五条”和“十三条”后深有感触，觉得这两个文件的针对性很强，简直是给企业送的“及时雨”。企业对这两个文件非常欢迎，但由于它削弱了某些行政部门的权力，这些部门不欢迎，找各种借口抵制。所以85—86年，我们体改办的主要工作就是向有关部门和企业宣传“35条”和“13条”，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不折不扣地下放权力，而且要放实权，不能放虚权，也不能明放暗不放，或用分权代替放权。同时会同经委、计委、财委、财政、劳动等部门深入企业，对落实“35条”和“13条”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看那些条款落实了，那些条款没有落实或落实得不够，是否存在阻挠落实和截留权力的现象。有一次崔光祖书记亲自带领我们体改办和几个有关部门下去检查，跑了几个县区，中途薛荣哲市长也赶来参加，到每一个企业都详细了解政策落实的情况。记得当时“35条”和“13条”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有十几项，如干部任用权、招工权、调资权、资金分配权、产品选择权、销售权、定价权、技术改造权、融资权等等。这些权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对当年的企业却是求之不易。除了给企业下放权力以外，还放宽了小型企业的经营形式，允许小型国营工业企业推行租赁承包经营，小型商业企业直接转为个体经营，少数微利、亏损和濒临破产的小型企业，还可以由主管部门核定资产后折价出售或公开拍卖。当年这些都是跨度和力度很大的改革。

  二、推行厂长负责制。贯彻落实“35条”和“13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激发了企业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企业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为今后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但对企业放权松绑让利以后，又出现了企业约束软化问题。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常常有意压低产品计划指标，扩大产品自销比例，以工资奖金侵蚀企业利润，影响了产品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的完成。同时出现了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只负盈不负亏现象。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9月颁发了《三个条例》，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厂长负责制做出正式确认，宣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再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对企业厂长、党组织的职责及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做出明确规定。要求企业党组织发挥好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行使好保证监督职能，支持厂长经理对企业负起全面责任。厂长对企业生产经营全面负责，并做到“有权不独揽，监督不反感”。实行厂长负责制是我国工业企业领导体制一项重大改革，其目的是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但由于这项改革是自从实施鞍钢宪法以来，对实行多年的企业领导体制的颠覆性变革，涉及到企业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和阻挠，抵制主要来自企业的书记，所以实行起来颇为不易。即使在试点企业，有的书记能坚决执行有关政策，积极主动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协助厂长抓好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但有的书记仍抵触情绪很大，结果影响了工作，他们或抓住权力不放，我行我素；或有意同厂长闹别扭，甚至相互拆台；有的还故意在党组织和厂长之间制造矛盾。记得当年在阳城缫丝厂推行厂长负责制就比较顺利，得益于当时的书记刘引发态度积极，不计个人得失，全力支持厂长郝海的工作，一时被称为开明书记。在晋城钢厂推行厂长负责制时，由于把已经提前退休的老书记翟立英重新任命为书记，所以也未出现阻力。但在高平玛钢厂推行厂长负责制后，书记和厂长就长期不合，那时姓刘的厂长不是党员，由于书记从中作梗，申请入党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来企业实行优化组合，厂长又让书记落选。为此市委的崔光祖书记曾让我们体改办派人到高平协调解决此事。高平望去煤矿当时的书记叫宋有绪，在一次座谈会上发牢骚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书记受到企业职工冷落，职工“宁为厂长跑断腿，不给书记倒杯水”。

 厂长负责制的推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从范围上看，由少数试点企业到大面积铺开，由大中型企业到小型企业，由工业企业到商业农林企业。从内容上看，由主要抓党政分开，解决以党代政问题，到全面调整企业党政工关系，进而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审计监督制等，使厂长负责制日益巩固完善。从深度上看，经历了一个由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到企业内部配套制度改革，把实行厂长负责制同落实经济责任制、改革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和实行科学管理制度相结合的过程。最终有利于形成一个以厂长为首的指挥灵、决策快、效率高的行政指挥系统。同时也理顺了党政关系，加强了民主管理，促进了政府主管部门的转换职能和简政放权。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出现开了一个好头，改变了过去中国只有厂长和经理而没有企业家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为更好地推行厂长负责制和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经市政府批准，体改办曾让贺贵元带队，深入晋钢开展试点，并在当年的12月在晋钢召开了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现场会。

 三、推动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初，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省里还专门开会传达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讲话。文件和讲话明确指出，开展横向经济联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化大生龙活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闭关自守的封闭型经济体制的有力冲击。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就是要在国内推动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开放，走合作发展之路。文件强调，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对此晋城当时的提法是，积极推动原材料生产和加工企业之间的联合，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之间的联合，民用和军工企业之间的联合，工农商贸之间的联合。鼓励企业联合投资、相互参股，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重新组合。86年6月，为学习外地横向经济联合的先进经验，我同工业局局长秦炎森还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专门去江苏无锡市考察，成员有太印、江准厂的厂长等，有推动军企和民企横向联合的意思。当时的汽油紧张，外出考察太印还专门派了一辆工具车拉着一桶汽油随行。考察归来，着手在晋城推动组建松散的机械、丝绸、轻纺、食品、冶金、建材六大企业集团。这六大集团后来有的坚持下来，如当时的丝绸联合总厂后来改为丝绸公司，有的有名无实或昙花一现。现在看来，当年所谓的横向经济联合，不过是对内开放的另一种提法，旨在推动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打破封锁，广泛开展合作交流，通过要素优化组合，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四、实行承包责任制。这是我离开体改办以前，进行的最后一项工作。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项改革，是在受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成功的启发下进行的。晋城市的国有企业承包，是分两轮进行的。1986年，国务院决定在国有企业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同年4月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随后晋城市政府就研究制定了《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企业承包领导组，开始在唐安缫丝厂等四个市营企业进行第一轮承包制改革试点。该年7月后，通过多次召开汇报会和现场会，晋城市又开始推行以向社会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为特色的第二轮承包。第一轮承包一般以原任厂长为主，围绕产值利润指标和权利责任义务进行承包，开展得比较平稳。第二轮承包的难度较大，有的比较成功，有的出现了一些争议和风波。市营莒山煤矿的承包权由两人竞争，一个是原矿长高春旺，一个是市煤炭局副局长田守智，经过一番复杂的程序，最后田守智竞争成功。市建筑公司的承包权由该公司原来的副经理晋财宝和长治市建筑公司一个副经理两人竞争，最后晋财宝胜出。高平丝织厂的承包权由该厂原厂纪加霜和另一位叫史民富的人竞争，最后史民富胜出。这三个厂的竞争性承包市体改办均派人全程参与。但高平市在唐安煤矿进行的竞争性承包则出现风波，该矿的承包权由原矿长徐福祥和另一位叫李保国的人竞争，最后李保国胜出，因为徐福祥在竞争中提出经济指标比李保国高，所以徐不服，就纠集几个中层干部四处上访告状，最后将情况反映到《工人日报》一位记者那儿，那位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准备见报。见报前征求市政府领导的意见，薛市长听记者说市体改办曾对徐福祥表示过支持，就把我和贺贵元叫去批评了一通，让我们承担情况不明支持不当的责任，让记者撤回报道。后来我们得知，是因为高平县委和县政府对唐安煤矿的承包有意见分歧，才引发这场风波。这件事对我的教训很深。87年推行承包责任制时任务压得很紧，省政府、省体改办几乎每周都向市政府和市体改办要进度数字。在强大的压力下，到88年底，晋城全市572家工商企业已有478家实行了承包、租赁或股份责任制占全市工商企业总数的83.6%。

 从87年到88年，经过一年多紧张的推行，国务院在88年初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随后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这才以法规和法律的形式对承包责任制制进行了确认。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种责任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当股份制成为改革的主流以后，1992年国务院就不再提倡搞承包责任制。

 晋城推行承包责任制的企业同全国一样，最后都不太成功，有的还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晋城曾向全市推广的“三刘”典型（泽州水泥厂、高平玛钢厂、沁水化肥厂三个厂的厂长都姓刘，当时推行承包制比较成功，故有此称）最后都消声匿迹。竞争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不太成功，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以企业经营指标为主对企业承包权进行拍卖式的竞争显然不太科学，不考虑经营能力只按经济指标高低搞承包必然风险重重，而经营能力又只能主观评价，很难公平公正。二是评审组的组成不太恰当。这些人同董事会的董事不同，他们同企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评审也难以公平公正。所以评审前内定好承包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实行竞争性承包的环境尚不成熟。当时中国的企业只有书记和厂长，并无真正的企业家，社会上也没有一支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队伍，投标承包企业的人基本上以外行为主，而且他的收入有限，只能负盈无法负亏，让这些缺乏经营能力又无法负亏的人单纯以经济指标参与竞争，这种承包显然不太靠谱。

我在体改办只工作了短短三年，但得到的锻炼和收获不小，不仅熟悉了机关的环境，而且养成了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离开体改办以后，我仍然同体改办的同事保持着密切联系，仍然关心体改工作。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有机会对晋城建市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一次回顾与思考，感到荣幸而有益。在结束这次回顾的时候，我再将自己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和认识陈述于后。

 1、对改革的思考和认识。改革无疑是一种变更，但并不是所有的变更都是改革。从深度上区分，变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改变。这是一种只涉及形式或名称而不涉及本质的变更。比如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更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换届等，都只不过是更换了执政人员，并不涉及制度变迁。第二个层次是改良。改良只是一种局部或浅层次的本质性变更。如清朝末年维新派进行的变法，洋务派进行产业发展运动，就只是一种改良。第三个层次是改革，以法治为前提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与制度有关的变更就是改革，而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制度变更则为革命。改革与革命本质基本相同但手段不同。比如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都是改革。但现在有一种泛改革化倾向，就是把所有的变更都称为改革，比如我们的一些机构改革只不过是变更，难道把旅游局改称为旅发委也是改革？泛改革化容易导致以改变替代改革，从而抓了芝麻掉了西瓜，甚至把改革变成穷折腾。

 2、对探索的思考和认识。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以探索的方式进行的，邓小平称它为“摸着石头过河”。在一定的意义上，我经历的四项改革都是在探索中推进的。换句话说，就是每一项改革都是往前走一走，回头看一看，坐下来议一议，不同的意见听一听，不好的就变一变。比如单靠放权让利不足以搞活企业，就搞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出现了问题，1992年就果断地叫停，开始推行股份制和现代企业经营制度。但现在也有一种泛探索化倾向，把什么都叫探索，甚至把早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也叫成探索。探索有三个特征，一是先在小范围试行，试行成功再大面积推广。二是在试行中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注重听取反对和批评意见。三是闻过则改，一边改一边推进。而文革则是上边一声号令，全国立即行动 ，谁若不响应和行动，轻则被打成右倾分子批判，重则以反革命论处。哪有一点先试行后推广和闻过则改的影子。更何况党中央文革早已彻底否定，现在却有人把它叫成探索，莫非是要推翻中央的决定，给“四人帮”平反。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考和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在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被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新时期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任何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在初级阶段理论面前都难自圆其说，都会不攻自破。现在在中国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重点宣传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近几年社会上出现的“私有制消灭论”和“民营经济退场论”都是对初级阶段理论的违反。把共产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就是极左，面对极思潮的回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不得不直接出面澄清，他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的方式进行安抚。是的，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要消灭私有制，但最终还要消灭政党和国家，极左的理论家为什么现在只宣传消灭私有制，不宣传消灭政党和国家，显然是投机性的选择。所以为了使改革开放继续前进，必须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此来防左。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认识。在我离开体改办前夕，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己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提出的政改主张主要是，实现党政分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政治领导的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的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十三大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使其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同时指出中央、地方和基层党政分开的方式不同，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保证指示的实施，推荐干部、协调各种组织的活动等。我体会，其实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竞争承包制，都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实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最后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要市场经济要顺利运行，就必须建立法治社会，而要建立法治社会，就必然要有民主政治，这样才能制订出能真正反映民意的好法律。而实行民主政治，又必须有先进的多元文化的支撑。否则实行民主就会是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和文化多元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所以只要坚持市场经济，最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得搞，至于何时搞怎样搞，相信党中央届时一定会有正确的决策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