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晋城市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姬志芳

 应对严峻局面  刷新调控手段

财政和金融是现代各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爆发之后，导致了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官方储备大量减少、偿债困难，国际金融市场极不稳定。面对这些困难，为了经济复苏和发展，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也采用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如产业振兴、拉动内需、提振股市、出口退税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加贷款和购买资产手段，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计划，从而来刺激经济增长。采用这一政策，可能会造成三种影响。第一种情况是如果量化宽松政策能成功生效，增加信贷供给，避免通货紧缩；第二种情况，假如量化宽松政策施行过当，将导致货币供应过多，通货膨胀重现；第三种情况，如果量化宽松政策未能产生效果，则经济陷入通缩。

几年来，这一政策在我国曾一度(2009—2012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出现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全国一些行业（如房地产等）出现迅猛发展势头，山西及晋城的煤炭产业也呈现出了高产量、高价格、高收入的好局面。我市国民生产总值2012年突破干亿大关，比2008年将近翻了一番，比建市初的14.6亿元增长了75倍；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大关，达到223.3亿元，比建市初的1.09亿增长了213倍。但货币有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全球量化宽松多年各国经济并不见好转，反而使资产泡沫越吹越大，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价被推得畸高，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成本上升、供大于求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困难，特别是一些国家几乎都深陷泥沼中不能自拔。分析其原因，银行为货币的创造推波助澜是引起泡沫的主要原因（以钱炒钱）。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2017年4月26日突然宣布要减税，说明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那个玩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我市2012—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徘徊在1000亿左右，增速只有3%左右，财政收入急剧下滑，2016年总收入才完成169亿元。2017年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就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外部冲击进行了讨论。包括近期金融形式的监管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预示经济调控的风向可能会发生转变，即由金融手段为主转向财政手段为主。

其实，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之初就发现了这一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率先作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着力税制 改革创优发展环境

由此，我国在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采取了诸多减税降费措施。从2012年开始对营业税改革，在流通领域分三个阶段进行营改增。第一阶段是从2012年8月起，率先在上海实施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1月1日起，在铁路运输、邮电、电信及部分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试点。第三阶段，从2016年5月1日起，在剩下的建筑、房地产、金融及生活服务业等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继2016年实施全面推行营改增减税降费5700亿元，2017年一季度出台降费2000亿元措施后，2月下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六次会议上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企业所得税法修正草案的议案”，讨论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的议题。4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公布了6项减税举措，预计2017年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亿元，加上降费2000亿元，共计5800亿元。5月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在同一天对外发布了三项通知文件落实减税政策，内容涵盖简并增值税税率，明确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伴随相关政策细则的次第发布，减税降费已步入落地期。与此同时，我国将压缩财税优惠办理时间，要求加大政策公开力度，简化优化申报流程，推动便民惠民服务，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不仅为企业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费这个很好的措施，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企业走向公平竞争奠定了基础，使企业在结构优化、新旧产能转换、增发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上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正如李克强总理2016年4月1日就全面实施营改增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时所说：“当前，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功能，改造提升传统功能，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全面实施营改增，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促进设备更新，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更广阔空间，可为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够有力带动劳动就业特别是1000万名高校生和中职毕业生就业，从而加快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由于企业税负的降低，造成财政收入减少，从而增加了财政收支不平衡，在不缩紧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只有靠扩大财政赤字这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年来，中央加大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共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使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并制定实施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确保了地方既有财力不变。还扩大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负担约4000亿。与此同时，促进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去产能，全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分流职工得到较好安置。在惠民生方面，尽管财政收支压力加大，但民生投资继续增加，出台新的就业创业政策，扎实做好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就业工作。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全国财政专项扶贫投入超过1000亿元。提高低保、优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等标准，为1700 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员发放生活护理补贴。并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救灾援外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支出。

我市和全国-样，由于减税降费，特别是对月销售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全免增值税，有力地鼓励和支持了企业的发展。全市2016年个体工商户达到79589户，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私营企业达到25086户，连续三年增幅在25%左右，每个工作日平均新增企业和个体户20户左右。不仅户数增加，而且资金投入越来越大，三年平均增幅在40%左右，2016年私营企业户均334万元，个体户达到13万元。2016年，全市减税8亿多元，占整个收入的5%左右，其中， 小微企业减税近5亿元，占减税总额的60%左右。

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乃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各国在货币政策黔驴技穷后，为企业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就成了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税收是我国的一个经济政策，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就业和财政收入。减税降费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更会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推动经济长期发展，从而增加财政收入。2017年一季度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全省排位第一，财政收入增幅也名列前茅。

放眼全球竞争 呼唤“抢跑”意识

几年来，我国在税制改革上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和美国2017年4月26日提出的减税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15%,个税税率从7档减至3档，起征点则几乎翻番，一对夫妻的所得税起征点将升至2.4万美元”(这是美国1986年以来力度最大的减税计划，旨在通过税改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简化税收和降低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税负)相比，显得税改力度有些不足。一是从税种上看，美国改的是直接税，我国改的是间接税。我国的直接税进展非常缓慢，其中企业所得税虽然经修改，提供了更多税收优惠，但税率并未下降。增值税也仅仅由4档变3 档，减并了一档，呼声较高最高税率I7%并未降；各界期待已久的个税改革未列入2017年立法计划，财产税、遗产税等调节能力更强的直接税则遥遥无期。二是从税率上看，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为15%,我国仍为25%,优惠税率15%,平均税率22%,仍比美国高7个百分点。第三，欧美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我国的税收90%来自企业，个人所得税只占8%,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税负较高。另外，我国的直接税比重太低，反而使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工薪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收入竟然占到整个个人所得税的40%,而高收入者反倒享受多税源扣除优势，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样也使我国税收调节违背设定的调节初衷，用税收来平衡社会财富减少贫富差距。同时，重复收费项目和各级部门的行为管理权限开征的收费项目，不在少数。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各收费项目整治清理工作，规范项目。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要开展费改税，如排污费改环保税。另一个角度看，各地方乱收费、乱罚款，企业摊销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在于税改滞后。我国的减税降费空间究竟有多大？税收减少造成的财政支出减少，究竟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是压缩行政支出？还是扩大财政赤字？无疑还需要加大党政机关的改革，没有各个方面的改革推进，就没有减税降费的空间，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过大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国家战略角度开出的治理良方。财政与经济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映经济，财政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财政又是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改革工作同样也要进入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

2017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要坚持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2017年财政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围绕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解决供需结构性失衡。

财政是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当前严防金融不发生系统风险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我省政府债务率已达64%,超出了警戒线)的大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要求财税部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积极实施、合理运用好所有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对供给侧要素投入的调控，优化财政资金供给方向和结构，优化公共财政服务公共利益职能，补短板、惠民生，有效改善财政资金的边际产出效果。

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反复强调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成为“全球竞争”， 不断提出在这一轮“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要有紧迫感，要有“抢跑”意识。的确，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甚至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此，我国需要在减税降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改革领域中“抢跑”，以促进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用实际行动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2017年9月刊登于《晋城税务》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