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大问题与破解之道*

“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大问题与破解之道

文|张耀军 李佳林

摘要

“十五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格局结构性差异、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水土资源空间错配与利用低效、基本公共服务优质资源配置落差、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分化、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一、区域开放内滞外偏、区域发展人才支撑失衡等，均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结构性压力下，为有效克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十五五”期间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新动力、以功能互补为新导向、以绿色低碳为新底线、以内外联动开放为新格局、以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为新保障，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区域协调；南北差距

“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在错综复杂环境中仍取得重大成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崛起并形成增长极效应，内陆地区借助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改善使发展增速实现赶超，全国区域经济呈现出由“点状突破”到“带状联动”再向“网状整合”的演化态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期间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新的基点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一是新质生产力成为新发展动力,发展模式正从传统的要素堆积与规模扩张，转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强调数据、算法等新要素嵌人,推动产业体系重构与价值链升级;二是功能互补成为协调新发展导向，区域协调不再简单追求经济总量的“拉平式”收敛，而是更加注重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各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各尽其能、优势互补的共生系统;三是绿色低碳成为内在新发展底线，“双碳”战略将绿色发展从倡导性目标转变为约束性要求，推动绿色生产力成为区域发展的硬性约束;四是内外联动开放成为新发展格局，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以及多层次、全要素的对内对外开放新体系;五是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成为新发展保障，目标从有保障向高质量跃升，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中西部、农村及薄弱地区延伸，夯实共同富裕的民生基础。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日益显著、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旧有的结构性矛盾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互叠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愈发重要。本文系统剖析“十五五”期间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议题，旨在为实现区域间资源高效配置、缩小区域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探寻破解之道。

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结构性差异问题

近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各区域发展环境和基础条件不断优化，但区域经济仍呈现出结构性差异特征。202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12.4万元，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为7.7万元，约为东部地区的62%，东北地区人均GDP为6.7万元，只有东部地区的54%；按照南北维度来看，南方地区人均GDP约为10.4万元，北方地区人均GDP为8.3万元。可见，无论从东中西还是南北维度，区域发展格局的结构性差异都是一个核心问题。

东中西部的差距表现在经济增速和发展质量上。一方面，从经济增速来考察，尽管2024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5.2%，略高于东部地区的5.0%，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动能，但从经济总量来看，区域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024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为702356亿元，占全国比重达52.1%，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合计仅占47.9%。另一方面，从发展质量视角考察，区域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等发展质量指标的差异: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高，其次为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待进一步提升[1;在产业结构方面，2024年东部地区各省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多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北京市占比超过40%，广东省超过30%，而四川、青海、吉林等省份均不到20%，反映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区域不平衡;科技创新的发展差异更为显著,2023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达42.5万余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合计数量(18.9万余件)2.25倍,这种创新水平的差距正在形成持续性的发展质量鸿沟，

南北维度的经济格局差距同样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南北地区GDP比值由2010年的57.08:47.92扩大到2024年的64.63:35.37,这一现象成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特征和典型体现(见图1)。受此影响,2010-2024年北方常住人口由42.3%减少至40.4%,南方常住人口由57.7%增至59.6%。“北人南迁”趋势在进一步强化21。中国南北区域的经济发展格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竞争力差异，这在更深层次体现了市场体系成熟度的分异。1978-2022年间，中国南北区域在劳动力人均产出方面的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年均扩张速度达到0.96%，这一差距扩大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化，其贡献率高达67.57%。南方地区多个省份依托新质生产力快速崛起，加快推进以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这种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加剧了南北差异的结构性分化，亟待通过区域协同与政策统筹予以优化引导。

面对日益突出的发展差异，我国区域重大战略在未来需要向差异精准、系统协同转型，以更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尤其近年来南北差距呈现结构性扩张趋势，已成为区域协调中的新断裂带，“十五五”时期应增加基于南北板块划分的区域发展战略，形成新一轮“北方增长极”战略布局，鼓励南资北用、南才北引、南技北转机制建设，推动北方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为有效缩小区域发展质量差距，还需要实施差异化的提升策略。传统政策以转移支付与产业梯度转移为核心，显著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但考虑到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要素集聚、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从根本上激发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动力，“十五五”期间应推动区域发展战略从“缩小差距”向“功能互补、错位发展”转型，提升区域联通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二、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显著进展，但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仍呈现出不均特征。一方面，人才的分布不均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高层次人才向东部地区持续集聚，推动技术、资金、平台等关键创新资源的高度集中，进而形成以点带面的创新极化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区域间在产业基础、市场化程度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也加剧了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完善的基础设施、高度活跃的市场机制等,吸引了丰富的创新资源，逐步构筑起国家级创新高地;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面临“平台少、项目弱、资本稀”的困境，创新要素则相对匮乏，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笔者整理计算，在创新平台层面，截至2024年，东部地区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占比61%，在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占比53%，在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占比45%，集聚优势明显；在创新资本配置层面，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企业数占比63.3%、融资金额占比80.3%，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见表1）。

东部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使得关键技术研发和核心产业链环节高度依赖东部少数发达省市，形成“创新极化”效应。尽管这种集聚有利于形成创新高地，带动高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但过度集中也可能引发资源浪费和边缘地区创新空间压缩等问题，削弱全国层面的创新均衡性。由于历史积累不足、科研基础薄弱和创新生态体系不健全，中西部地区在吸引高端创新人才、科技型企业和研发资金方面处于明显劣势，过度依赖外部创新导致结构性落后，阻碍其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突破，进一步拉大了与东部地区的创新差距。

“十五五”时期，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跨区域合理流动。首先，要健全市场驱动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通。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构建全国统一的技术要素交易市场，重点完善数据、专利等新型要素的定价与流转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标准和平台，提升技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促进其跨区域顺畅流转。其次，要强化国家层面创新资源统筹能力，实现创新能力均衡发展。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财政与金融工具引导等方式，打破行政区划与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建立职称互认、资质互通的人才流动制度与跨省科技项目联合申报制度，完善科研设备共享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序扩散，增强全域创新能力的系统性。针对高端研发人才、科技型企业的欠缺，应在中西部积极推广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模式，允许企业使用“创新券”购买东部科研服务，有效引导创新资源向需求端流动。坚持国家战略引导与区域主体能动性并重，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可持续的创新空间格局，使传统的集中创新模式跃升为协同创新模式。

三、水土资源空间错配与利用低效问题

水土资源是构成国土空间主体、支撑经济社会系统的基础性要素，其禀赋特征、空间配置格局与利用效率，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我国水土资源管理面临空间配置结构性失衡与利用效率低的普遍性困境：一是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东紧西松”格局，即东部经济高地与人口密集区面临土地供给严重不足，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存在土地指标相对过剩但需求不足的困境；二是水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定位的不匹配，突出表现为，作为国家粮食与能源重地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而水资源丰沛的南方利用效率不足。

(一)土地资源的区域配置待优化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出让市场主要由政府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土地供给的宏观可控性。但受信息不对称、激励偏差、计划时滞等因素影响，土地指标配置常与实际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脱节，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受阻。

如表2所示，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发生了较大调整。2009年，东部地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占全国42%，远超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产业梯度转移政策实施的不断推进，这一比例在2021年已经下降至31%;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土地供应占比从2009年的28%上升至2021年的40%超过东部地区占比，占据主导地位;中部地区土地供应占比由18%上升至24%。扩大土地供给的政策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间发展差异。相对而言，东北地区土地供应占比由12%下降至5%，其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政策重心逐渐转向生态保护与老工业基地转型，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被严控。然而，在土地利用方面，东部地区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高于土地供给扩张水平，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建筑用地指标相对不足;中西部地区地均产出不到东部地区的二分之一，土地投资强度约为东部的70%，各类产业园区空置问题突出，土地批而未用、低效闲置现象较为普遍4;东北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人口持续流出，也存在土地指标相对过剩而需求不足的问题。土地资源配置与实际人口、产业分布脱节，不仅导致结构性低效与资源浪费，更推高中西部地方债务、加剧区域分化，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突破我国土地市场资源错配困境，“十五五”时期应统筹不同区域发展实际，分类施策、协同推进，推动统一土地市场建设与区域土地政策差异化协同，着力构建市场机制调节、要素配置高效的土地制度。首先，应推进跨区域土地要素流转与统一市场建设。在国家层面，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路径在于消除地区间制度性壁垒，推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应强化以“适配性”为导向的土地空间治理能力建设，即注重土地供需结构与人口流动、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匹配。以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试点为契机，建立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以公共收益共享为导向的跨区域土地流转平台，打破土地配置的行政边界，推动用地指标向高效率区域集中配置，缓解现行制度下的高效指标不足、低效指标过剩问题，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与动态调整能力。其次，东部发达地区应推进城市更新与存量土地盘活。东部地区在土地资源紧约束背景下，应转向以提升存量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的路径，重点发展城市更新、工业用地升级改造与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实现“零增长”条件下的空间再造。为此，应建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制度，并培育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加快土地二次开发的权利流转与价值实现，提高存量土地的市场响应效率。同时，应加快盘活存量农村建设用地，探索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用地的合理利用路径，增强农村土地要素市场的功能性。最后，中西部地区应优化土地供给结构与激活资源潜力。未来应强化对土地利用结构与强度的精细化管理，推动从增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通过产业集聚引导用地向重点功能区集中，避免土地低密度、无序开发，逐步改革用地指标分配机制，构建与区域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弹性供地机制，增强土地资源对有效投资与产业集群的支持力。

(二)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待调配

我国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南丰北缺”格局。南方地区水资源丰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北方地区支撑着全国约60%的耕地和约40%的人口，其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0%，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方地区普遍面临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困境，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但本地水资源储量有限。有研究表明，地下水开采强度的不断增大导致华北平原等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并形成巨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5，已对生态承载力和经济可持续性构成压力。

相较之下，南方地区虽水资源丰富，但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也暴露出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水体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长江流域虽拥有全国35%的水资源量，但时空分布极为不均，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部分地区旱季缺水问题突出，同时水体污染引发的水质型缺水，使得部分水资源无法被直接利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受水资源约束的现象已逐步凸显。我国水资源分布的天然异质性及其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地理错位，构成典型的人地关系矛盾，深刻揭示出传统增长模式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因地制宜打好流域节水攻坚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为缓解水资源空间错配与发展不协调的压力，“十五五”时期亟须推动水资源的系统性优化配置，将水资源承载力指标系统化纳入城市发展框架，与用地强度、人口容量、生态底线等要素协同约束。为此应进一步通过重大跨区域调水工程打破水资源配置的自然边界，实现水资源的跨流域优化调配。同时，跨区调水工程措施的边际成本上升和生态风险积累也表明，单一依赖供给端的扩展已难以为继，未来水资源调配需要从传统的工程性扩张转向更注重效率与可持续性的模式，通过市场机制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调配机制的转型，提升水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与经济性。

针对传统体制下用水权属地化、部门分割、价格扭曲等弊端导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结构性浪费严重问题，亟须构建产权清晰、交易规范、监管有力的水权体系，通过水权制度改革实现水资源配置市场化、高效化。例如，通过农业用水定额管理、高效灌溉改造等措施节约水量，释放出可交易的“富余水权”，再由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市场化机制获取，实现水权跨行业转让。

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资源配置落差问题

从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指标考察，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如表3所示，2010年至2022年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和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指标，区域间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我国卫生资源基本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获取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均等性也得到了大幅改善，城乡不平衡程度呈稳步缩小态势。但从基本公共服务优质资源配置来看，地区间仍存在明显差异。表3同时也说明，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仍较为突出。

“十五五”时期，唯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区域层面上的优化配置与质量提升，加强中西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才能全面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首先，在制度保障上，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进一步强化中央统筹、地方统筹与区域协同。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能够打破区域间的隐性壁垒和信息不对称，破除社会资本进入弱势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的制度障碍，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特许经营等方式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供给体系，引导各地区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供给体系建设，形成覆盖城乡、多元协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其次，在技术层面上，应依托智慧教育、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模式实现公共服务的优质均等化。教育领域可以跟随新基建步伐探索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变革，在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同时，克服传统远程教育“一刀切”的弊端，以海量规模的语料库共享和实时的人机协同，在师资轮岗、课程共建与教学质量监测等方面实现AI分析与个性化协同，克服东西部学校间的设施壁垒、资源壁垒，以及民族语言壁垒等，增强弱势地区教育系统的自我提升能力；医疗领域可以推进“医共体+数字医疗”模式，通过“东西部协作”与“城乡协作”整合区域内优质医疗资源，建设数字化医疗共享中心和5G远程诊疗系统，提升中西部地区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水平。

五、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分化问题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广泛渗透至制造、服务、农业等传统产业，为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强大动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11.2%升至2023年的42.8%（见图2），有效支撑了经济稳增长，也为新一轮区域经济结构重塑提供了战略机遇。

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仍趋于分化。东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集聚等方面领先优势显著，已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代表的高能级数字经济集聚区。相较之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网络设施建设、数据资源集成能力、数字人才供给等方面存在短板，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向中西部地区加速扩散与深度赋能，是“十五五”时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支点。一方面，应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同程度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机理在于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资源约束，通过数据要素的跨域流动与数字技术的空间外溢重构区域分工体系。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直接体现。因此，应加大各级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动“算力向西、数据向东”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将东部算力需求与西部能源优势动态匹配。鼓励以省会城市、国家级新区等为核心，构建区域数字基础设施节点，增强中西部参与全国数字经济分工体系的能力。另一方面，结合区域产业实际，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不同模式。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在于本身规模的扩张，更关键在于其对实体经济的渗透。跨区域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与数字供应链系统，推动产业链重构与价值链升级，强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发展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数字文旅等领域，通过差异化的数字融合路径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六、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一问题

绿色低碳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这迫使区域在压力中实现自我革新，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推动技术升级与制度创新，从而孕育出新的增长动能与发展模式。绿色低碳不仅是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制约的路径，更是引领区域经济走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杠杆。

尽管总体推进态势积极，但我国绿色低碳转型仍存在较为突出的区域差异。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总体指数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过渡分布，东部大多省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显著好于其他区域。

“十五五”时期，以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应当以绿色人才、绿色资金、绿色产业为核心。首先，应加快构建区域间绿色人才培养、引进与流动机制，构建政产学研协同的绿色人才供给体系，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的智力支撑水平；其次，应加大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体系，引导绿色资本向生态价值高、转型潜力大的地区流动；最后，应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布局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如在资源型城市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在中西部重点培育风电、光伏制造、储能设备等新兴产业，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协调，加强环保一体化保障体系建设，发挥平衡区域绿色发展的功能，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从低效区向高潜力区域流动。如建立跨区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与碳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碳市场联通和绿色制度协同，最终实现四大区域在绿色能源、产业绿色化、生态治理等方面协同推进，从而破解区域间绿色发展鸿沟。

七、区域开放内滞外偏问题

区域开放包括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维度。对外开放能力影响一个区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定位，也决定了其承接和吸纳国际资源的能力；对内开放程度则影响区域内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空间整合能力，关系到外部资源在国内的扩散路径与转化效率。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传统的“东强西弱”对外开放格局和区域间行政壁垒导致的内部交流不足使得区域开放的“内滞外偏”问题逐渐凸显，已然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瓶颈。

从对外开放能力来看，东中西部仍存在较大差距。如表6所示,2016-2023年东部地区货物年贸易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80%，其他三大区域合计约20%;以西部为例,2023年西部省份外贸依存度仅为13.8%，不足东部地区的30%。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与政策先发红利，形成了以港口经济、跨国产业链为载体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通过“港口一腹地"联动机制构建起深度嵌人全球价值链的外向型经济生态;中西部地区受制于交通区位、产业基础、制度供给等因素，其开放水平明显滞后。

从国内区域间开放水平来看，目前我国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仍不高，物理空间壁垒阻滞了区域间开放。部分中西部地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体系仍相对滞后，信息基础设施覆盖不足，导致跨区物流成本高昂、运输效率不佳。同时，能源输配、电力互联、水资源配置等关键领域存在设施薄弱与布局不均等问题，制约了区域间产业协作和开放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此外，区域间开放还存在制度空间壁垒，影响了资源在区域间的高效配置。部分地方政府基于本地经济保护主义考量，往往通过设立市场准人门槛、隐性补贴政策或技术标准壁垒等方式限制外地企业进人，同时在招商引资政策上进行逐底竞争，导致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这种行政壁垒阻碍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区域间开放协同格局的构建。

“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是通过系统性改革破除行政区划限制对要素配置的障碍。为此，应推进区域间制度对接和政策协调，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与监管框架，推动跨省要素登记、产权确认、信用评价、税收归集等领域的标准统一与机制互认，构建公平、透明、高效的市场环境。在基础设施层面，应从“点状投资”向“网络协同”转型，系统提升区域间互联互通水平。一方面，加快中西部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运与航空枢纽的衔接机制，提升物流一体化能力；另一方面，统筹布局区域间电网、管网、水网等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实现资源跨区域均衡配置。

八、区域开放内滞外偏问题

我国人才资源分布呈现显著“东强而中西弱”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人才高地，发达地区人才集聚的“马太效应”显现，而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明显不足，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结构性短板。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结构性约束，要破解这一结构性难题，需要从加强中西部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人才流动等多方面入手，优化人才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首先，“十五五”时期，需要加强中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激活内生创新动力。相较于单一投入式的人才引进模式，中西部地区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更加注重系统协同与差异化路径的制度安排。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侧重高端人才培养以发挥知识溢出效应，通过制度设计激发教育、科研、产业等系统间的联动机制，构建“产教融合”的可持续人才支撑体系；对于资源型或产业转型压力较大的地区，则应强化特色专业人才储备，注重职业教育与应用型高校的功能整合，通过功能互补形成共生网络。其次，在提升中西部地区人才吸引力的同时，要促进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强化跨区域知识和经验的共享机制。应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建设，推动人事、薪酬、职称、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的互联互通，营造公平开放的人才流动环境。在此基础上，应通过设立区域合作引才联盟等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企业与中西部地区开展人才对口合作与挂职交流，推动东部优质人才资源参与中西部建设，如通过退休专家“组团式”支援、专家智库挂职指导等模式，实现知识的空间溢出和技术的本地吸收，进一步推动人才资源跨区域共享。

结语

“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含新质生产力驱动、功能互补协调、绿色低碳底线、内外联动开放和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五个方面。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包括东中西部与南北方经济发展格局多维的结构性分化尚未根本缓解;科创、水土资源、基本公共服务、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才等关键要素的空间与质量错配制约着经济效率;全球产业链重塑、贸易规则演进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给区域内外开放带来新环境。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迫切需求，新时代应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要素高效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在要素层面，强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流动，推动要素在区域间高效配置与深度融合;在动能层面，依托新质生产力重构区域分工格局，形成绿色低碳为导向的产业协同网络。

（选自《区域与城市经济》2026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