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产促会

我与产促会

彭慧萍

至今年底，晋城市产业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产促会）创建20年了。因缘际会，我参与其中，见证了它20年的跋涉。

2006年，那时我在太行日报社工作，主办《经济导刊》，将弱兵寡，每天为稿源发愁。那年春天市两会期间，碰到了在市人大工作的老朋友郭忠平。他说，采访经济方面的问题可找牛迷书主任。牛迷书会长当时在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分管财经委，那次采访了什么问题已毫无印象。他那时已临近退休，应已在筹划成立产促会。年底产促会成立时，我接到了参加成立大会的通知。会议很隆重，市四大班子领导均有参加。那时各类协会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还时兴着发会议纪念品，我从会上领了一个粉底白色条状的被面，厚实的纯棉质地，用了多年，已破损无法再用，但至今仍留着。

2012年，我以通讯会员的身份加入市产促会，至今名义上仍为通讯会员，虽 2020年退休后，已不能尽通讯会员之职了。

在产促会最为受益的是读书学习。产促会的学习分两类，一类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会议、政策文件及报刊等媒体上经济社会发展焦点热点问题分析文章。每次中央全会、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两会后以及世界读书日等，产促会都会组织大家学习、听讲座。学习会上，与会者每人结合自己的单位、行业或专长，围绕学习主题说问题、谈体会、讲落实，牛迷书会长经常会结合形势的变化、政策的演变、观念的更新，对每次会议精神作解读。牛迷书会长还多年如一日把报刊上的好文章、新观点推送至产促会网站专栏或印发给大家。这样的学习交流，对大家深刻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及其走向，非常有益。

另一类学习内容为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专著。我自己读经济方面的专著，始于产促会。连续多年，产促会每年推荐两本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专著，组织大家学习。每本书，由专人讲解，大家讨论。由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撰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牛迷书会长分三次讲解，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菲尔普斯的《增长的逻辑》、朱宁的《刚性泡沫》、王小鲁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等。这些书，扩展了自己的认知边界，使自己虽在传统观念、现实困境中沉浮，但未被淹没，不时可浮出水面。

做课题，是在产促会另一种历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自己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重构。这种转变始于自己在产促会所做的第一个课题《晋城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那时自己完全是个做课题的小白，一下笔就一股宣传腔、机关腔。牛迷书会长从选题、内容到语言表达，一遍遍不厌其烦指导、纠偏，前后改了七、八遍。这时常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即世界。之后撰写《前和煤业转型发展的探索之路》、《晋城民间投资的概况及再认识》等文章时，虽好了许多，但仍有类似问题的困扰。直到2017年，我抽调至市扶贫办，撰写系列扶贫调研分析文章以及晋城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课题《晋城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时，新的语言表达、思维习惯的应用，才相对娴熟起来，摆脱了用了20多年的宣传腔、机关腔，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所察、所思，这于我，在某种意义上不啻是一种自我解放。

产促会成立20年，会长、理事、监事换了三任、四届，人员有进有出，但其对内始终奉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奉献、自我成长；对外则坚持服务企业，服务政府，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20年来，面对时代变迁、面对经费筹措困难、面对种种质疑，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在晋城这样一个五六线城市，能有这样一个组织是偶然，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幸运。

多年来，面对产促会的始终如一，面对产促会出版的一本一本本著书、编发的一期期会刊，有人说，你们都退休了，费这劲干啥？你们写出的东西，又没有多少人看，更没有多少人听了去做。对此，老会长牛迷书多次回应说，这是我们退休后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对事关晋城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研究、观点看法。主政领导看了、听了，对晋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我们固然高兴；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几个人听，并对其工作、生活多多少少发生了些影响，那就是我们的成效；即使没人看、没人听，我们也认了，因为那是我们的本分。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产促会也许会消逝，其研究成果也许会过时，但愿其精神永存。

（本文作者系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科长，晋城市产业发展促进会第二、三、四届通讯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