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封杀华为的9·15大限的到来，人们在观察华为是否用专机将所有麒麟芯片从台湾运回。芯片虽然很金贵，但用飞机运输对华为来说还很少见。之所以做，是因为看不到任何回旋余地，不仅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都将不能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华为被美国断供应芯片，人们都知道美国要扼杀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其实，还有其他不是高科技的产业，也存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制约或者带坏的潜在风险，比如养猪。

   9月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现在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改变。养种猪就是做“猪的芯片”，现在必须冲上去自己解决，要解决种猪国产化问题。

    根据农牧视频产业公号“牧食记”统计，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种猪数量达8800头，而且这些种猪还是乘坐飞机到达中国的，平均下来一头猪就要花费3万元人民币。

    顾名思义，种猪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繁殖。既然是繁殖，为什么国内的种猪依赖进口？一是因为“慢”，二是因为“耗”，三是因为“肥”：比如，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等进口品种6个月就能出栏，一般中国土猪喂一年才可以；土猪的“料肉比”还高，想要猪增重1公斤，土猪需要喂4~6公斤的饲料，而洋猪可以少到2~3斤；此外土猪的脂肪含量普遍较高。

    既然如此，那就优胜劣汰，没什么可留恋的。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进口猪好是好，但也得避免近亲交配，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改良种群的遗传性状。此外它也受“花无百日红”规律支配，种猪一般在孕育了5~7胎之后就会退化，想长期培养很困难，需要不断对外引进新鲜血液，保持种猪的繁衍延续，这样一来，平均5~8年就需要一次代际更新。

    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内猪种与之“联姻”。不仅是为了解决口味上的需求，以及保护基因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基因越多样化，在某一种疾病来袭之时，就越不容易被“一锅端”。

    但根据2008年全国第二次家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显示，中国特有的88种地方猪种里，有85%左右存栏数量急剧下降，其中31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

    从这个角度来说，种猪选育国产化这个命题，就和芯片自主研发是一个道理。需要下深工夫，过去没人做，一旦供应受限，就容易被扼住咽喉。

    如果不是刘永好的呼吁，估计多数人也和笔者一样，想不到一头猪竟然也有基因芯片，而且这个芯片的命运和华为是一个原理。这倒是一个启发。

    既然不起眼的猪都有芯片，那就不妨循着这个规律，把检视的目光扩大范围，寻找一下“猪芯片”的同类项。在眼前华为被断供的悲壮氛围下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沉重感。但只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再沉重也容不得我们像鸵鸟一样将头埋进沙堆里，将看不见装作不存在。总是无视风险，一旦风险真的落到头上时，那损失只会更大。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还有“猪芯片”一样的隐忧。比如2017年度进口量一度达到将近1亿吨的大豆，根本不堪设想一旦断供应之后的情景。固然我国三大粮食品种的满足率已经达到98%。但毕竟不能仅仅依靠粮食生存，还需要肉、蛋、奶、油、蔬菜、水果等等。而大豆是肉、蛋、奶、油等蛋白质食品的重要转化来源，将近1亿吨的大豆一旦断供，国内市场肉、蛋、奶、油等蛋白质食品短缺势必惊人。如果转为国内生产，参考目前粮食约6亿-7亿吨年产能力，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生产资源。在目前城市、住房、工业等用地需求有增无减、18亿亩耕地红线屡屡被突破的情况下，显然挤不出生产1亿吨的大豆的耕地等资源。此外，大豆品种过度依赖进口，同样也会出现基因单一的问题。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豆问题，需要国家从更高的战略角度统筹谋划。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各有利弊，既不能不顾国情强求完全的自我生产满足需求，但也要对国际合作存在的各类风险及早制定完备的预案。国际市场供给侧既存在出口需求，但在特定时期也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在今年的全球疫情蔓延过程中已经显露了出来。要深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芯片封杀我国高科技产业与出口普通产品方面存在的共性和特性，在看到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其自身也在承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痛苦，因此要密切关注其政局转变的可能性；在普通商品方面，要准确研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诸如大豆、铁矿石、石油、天然气、铜矿石等大宗商品领域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本质诉求和走势，做到既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弥补自身禀赋此长彼短，又能因时因势施策，趋利避害，避免短板被利用而受到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