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如何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原载：《新华文摘》2023年总第771期 作者：蔡 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报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特别提出加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新任务。理解党的二十大这一新表述和新要求，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新变化出发，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高质量发展的层面，着眼于实现两者之间的彼此适应和相互促进。从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供给侧，要求着眼于提高生产率、转换经济长动能，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 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22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不仅将从供给侧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也带来需求侧的崭新挑战。 人口总量、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效应，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 应对这些挑战，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一、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必须靠推动力和拉动力同时驱动。 如果说从供给侧，我们可以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以及生产率提高，看作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话，从需求侧，出口、投资和消费（即需求“三驾马车”）等因素则被看作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经济增长供求两侧的这种推拉驱动，处于一种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构成经济增长的过程（见图 １）。 其中“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增长的常态拉动力，协同和互补地发挥作用；在经济增长发生周期性波动时，也分别作为原因或结果有不尽相同的表现。 当我们讨论国内大循环时，主要是从投资和消费内需着眼，尝试更好认识和开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或内生动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日益进入一个需求因素构成常态制约的发展阶段。 根据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趋势（0.34‰）和联合国最新预测，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预计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也跨过14％这个进入“老龄社会”的门槛，于2021年达到14.2％。这种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带来了几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性的影响。

首先是经济增长效应。 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同时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加快萎缩。 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同时总人口仍然增长的2011—2021 年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仅以年平均1.4‰的速度递减，而在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的2022—2035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递减速度预期将提高到8.3‰。 相应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减慢等因素，将会降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降低，必然产生对投资需求的抑制效果。

其次是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也会产生就业的总量性和结构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资的上涨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由此，即便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消费总规模的增长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也会影响消费倾向，即收入增长后用于消费或储蓄的相对比例。 一般来说，高收入人群具有较大的储蓄倾向和较小的消费倾向，低收入人群具有较大的消费倾向和较小的储蓄倾向，在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的情况下，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会被拉低。 例如，宿玉海等估算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在不同类型消费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家庭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某种类型消费的增长百分点。 他们的计量结果显示，如果以低收入群体在生存型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倾向为 １，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分别为0.5６ 和0.13；在享受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 1∶1.55∶ 0.34；而在发展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1∶0.61∶ 0.30。

最后是人口效应。这可以从人口因素的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人口总量效应。 人口是消费者的总和，人口负增长也就意味着总消费群体的萎缩，即便人均消费水平仍然在提高，相对而言也会产生抑制总消费的增长趋势。 二是年龄结构效应。 一方面，就业人口承担着具有现收现付性质的养老保险义务，以及负有赡养父母的财务责任，同时还要为自己的养老进行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老年人一旦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收入相应降低，获得养老保障的水平也不够高。 这些现象都导致消费支出随着年龄增长而趋于降低。 根据2016年城镇劳动力调查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在23岁时达到最高的消费支出水平，随后在23岁到65岁区间，年龄每增加一岁，消费支出降低1.3％；在 65—85岁区间，年龄每增加一岁，消费支出降低 0.7％。

党的二十大要求，到2035 年，人均GDP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定量角度这个目标可以表达为，中国的人均GDP至少达到高收入国家三等分组的中间组门槛水平，大体上相当于汇率和价格不变条件下的23000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依然向好，实现这个目标的潜在增长能力也是有保障的。 但随着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时代的来临，需求侧能否支撑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 为此，党的二十大特别提出加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新任务。

二、橄榄型社会是消费可靠性根基

中国14亿多人口是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 但是，人口的社会结构状况，即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占比，显著地影响到消费潜力的发挥。 在目前的中国，正是由于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消费潜力仍然受到严重的抑制。2020年，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为18.2％，但是，中国居民消费总额的世界占比却低于这个比重，仅为11.9％。 设想如果中国居民消费能够达到与人口相同的世界占比，中国的居民消费总额可以从5.6万亿美元增加到8.5万亿美元，提高幅度高达52％。

用“橄榄型”描述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从收入或社会福祉的意义上作出的一种表达，旨在突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部人口中占主体这个特征。 与橄榄型结构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以低收入群体构成社会结构庞大的底座为特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小。不言而喻，推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就意味着让尽可能多的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

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具有充分的道义基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经验证据。 首先，使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群体获得体面的收入、享有充分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生活质量能够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有机会向上流动的必然要求。 其次，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群体最易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共同价值观，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最后，由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具有单向往上流动的动态性，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的期盼不断得以实现，因而有信心并愿付出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逐渐缩小的低收入群体比重也使社会政策托底具有可行性和充足性。

在此前提下，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是必要性还是紧迫性，都具有特殊的现实含义。 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需求因素的常态制约，以及居民消费越来越成为需求因素中最重要的拉动力，中国庞大人口规模被看作是潜在的超大规模市场。 诚然，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人口规模巨大是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天生优势。 在这方面，中国的确无可比拟、得天独厚。 然而，正如GDP总量不同于人均GDP，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差别，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完全转化为人均消费一样，人口规模转化为消费规模，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一系列重要的条件。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基础的条件。 第一是持续增长的消费力。 这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仅持续增长，而且保持与GDP增长基本同步，同时在各人口群体之间得到较为均等的分配。 第二是不断改善的消费品市场可及性和便利性。 这要求生产和销售企业具有足够的激励，开拓市场和瞄准消费者。 第三是水平合理且不断提高的消费倾向。 稳定的就业岗位及收入来源、充分的社会保障乃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确保消费后顾无忧的前提。 很显然，上述这些条件的成熟过程，也就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过程。为了创造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动态格局，以社会流动为主要途径，使低收入群体源源不断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 实际上，这个动态过程本身就是超大规模消费的开发与利用。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动态过程的此岸为目前的低收入群体，彼岸为已经存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比较常见的思路和策略，是分别针对这两个群体来挖掘消费市场潜力。

在现实中，市场人士看到了庞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消费潜力，作为消费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企业，一般都以瞄准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自己的基本经营策略。 瞄准中等收入群体的做法，从商业动机来说无可厚非，通常也会获得成功。 但是，从政策目标来看，这种做法并未对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即从此岸到彼岸的过渡作出直接的贡献。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帮助企业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即企业尝试以“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者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以期实现盈利目标和社会责任的结合。 这种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提倡大型公司依靠自身拥有的规模经济和高效供应链优势，通过提供低价和高质产品获得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市场，既帮助了这些人群，也从这种服务中盈利。

从处于收入水平两端人群中的任一方面入手，挖掘消费潜力，占领和扩大市场，对于企业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瞄准此岸到彼岸之间两个收入群体的同时，更需要着眼于从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转变的动态过程。 也就是说，同时着眼于此岸和彼岸以及过渡的过程，可以使挖掘消费潜力的努力，与整体经济社会目标和行动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这样的思路同社会流动这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途径、方式和手段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产生几个方面的结果。 第一，有助于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把增加收入与扩大消费两个过程更紧密结合；第二，收入政策和社会保护机制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紧密结合，能够把打破需求制约的紧迫要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统一起来；第三，使各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手段，与企业的盈利目标及社会责任实现有机衔接和有效互补。

三、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流动性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橄榄型社会结构。 这可以分别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比重，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来观察。 从统计上说，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总规模和所占比重仍然较小。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说明，以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为标准，中国目前符合条件的家庭有1.4亿户左右，所包括的人口即为中等收入群体，仅仅相当于全国人口的30％左右。 如果按照相对标准来定义，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即收入在平均水平50％ ～100％之间的人口比重，也仅为33％，远低于丹麦和日本的50％，也低于美国的36％。

再来看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的水平。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普遍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即收入处于中位收入的50％水平以下的群体，被认为是相对贫困人口。 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称为“相对收入参照线”。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29975元，相对收入参照线为14988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43504 元，相对收入参照线为21752 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6902 元，相对收入参照线为8451元。 如果以此作为参照系，观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情况，显然可以看到还有较大比重的居民处于这个标准以下（见图 ２）。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一现状，固然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也与社会流动性不足以及提前减弱有很大关系。 当我们对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中国的社会流动进行分析时，直接看到的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因素，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社会的横向流动是非常通畅的。 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这种社会横向流动趋于减慢。 特别是随着 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相对不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窄，不仅本身就是流动性降低的表现，还通过经济增长减速的作用，产生降低社会流动性的效应。

从收入效应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减速，非农就业的增速也必然放慢，整体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虽然工资水平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影响全体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工资总规模，却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大。 从结构效应来看，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流动性降低，职业结构的转变也相应减慢。 这都意味着，社会横向流动的空间因发展阶段变化而自然缩小。 随着横向流动空间的缩小，纵向的流动通道也开始收窄。

此外，还有一个派生的因素，产生进一步阻碍社会流动的结果。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急剧调整，以及生产要素的大幅度重新配置。 归因于那个时期具有的大量机会，可以说人人都可以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并且不会抢占别人的机会，因此社会整体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一旦改善的机会变少，社会流动或多或少就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人获得某个改善的机会，就潜在地有可能使别人的机会减少。 因此，总体上来说，社会流动性也受到机会相对减少的不利影响。 可以说，这种变化是人口转变到达一定阶段的结果。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社会流动性降低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从个体角度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对自己的预期工作寿命作出相对消极的评估，结果是追求职业转换、行业转移和居住地变化的倾向降低，职业上升空间也就相应变窄，收入增长速度也会减慢。 这种现象的加总表现，则是人口老龄化倾向于降低社会整体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 从社会层面来看，进入老龄社会后，保持社会流动性需要形成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环境。 生活环境、就业环境、创业环境等，均需要顺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然而，这种环境的形成终究需要假以时日。

概而言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好，人口老龄化也好，都会造成降低社会流动性的效应。 然而，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老龄化，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发展阶段自然变化的结果。 那么，社会流动性是不是注定会越来越慢？ 如果确是这样，将对中国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通过解除各种体制性障碍，以及创造其他必要的条件，中国仍然可以有巨大的人口社会流动空间。

四、投资如何对接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本要素相对稀缺是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而那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世界上处于很高的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资本相对稀缺程度降低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也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律挣脱了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缰绳，日益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常态作用。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传统比较优势的式微，也导致固守既有经营方向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日益感受到投资无利可图。 可见，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投资需求趋于羸弱的根本原因。

在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投资回报率的差异。 撇开其他因素，正是由于生产率上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得投资回报率大异其趣。 一方面，生产率差异是现行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所导致的，另一方面，生产率不同导致的投资回报率差异，被总体上显示的投资需求疲弱掩盖，因此，如何让真实的投资需求显现出来，发挥投资应有的拉动内需作用，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政策难题。 对于如何挖掘投资需求潜力这个问题，需要从全方位的视角来认识，进而通过全面的改革予以解决。 而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资金，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 一个产业的份额是否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而趋于降低，一个行业是否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一个企业能否保持市场竞争力，并不应该由政策制定者说了算，经济学家也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产业和行业的消长以及企业的去留，最终要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受扭曲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决定。 归根结底，投资需求来自于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则有赖于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是否存在与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表现无关，甚至与投资效率无关的投资回报率呢？ 这样的情形和场合的确是存在的。 在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趋于弱化，并且货币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企业或投资者往往寻找那些与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关的领域，从而以易于获得且成本低廉的资金牟利。 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些领域包括一系列容易形成泡沫、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带来巨大金融风险的投资，从股票市场、房地产，到海外资产，乃至文物和艺术品，不一而足。在高速增长时期结束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风险隐患，是多种原因推动的房地产不健康发展。住房作为事关民生急难愁盼的大事，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这是合乎情理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人口负增长和更深老龄化可能从总量上改变这个领域的需求意愿和建设预期，但是，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型城镇化，以及更大规模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仍将以结构调整的方式支撑房地产的需求。 

在传统比较优势日趋弱化和竞争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往往更加倚重房地产发展的投资拉动效果。 为了稳定投资回报率，投资者也有强烈的动机在这个领域投资。 2011年以来，在经济增长减速、资本形成率下降，以及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降低的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均有明显的提高趋势，2020年和2021年都达到自1986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分别为27.3％和27.1％。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财政收入仍然过度依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造成对过度房地产化的纵容。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近年来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20.3％，提高到2020年的44.9％和2021年的42.0％。 显而易见的是，政府越是在财政收入压力大的情况下，越是需要依靠拍卖国有土地，以出让收入弥补税收的不足，以致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率与其他财政收入增长率之间，形成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房地产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防止住房建设从“住”的本位到“炒”的偏离。 这要求从两个方面予以纠正。 一方面，从民生保障出发，把住有所居作为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改变把房地产作为刺激投资和增加政府收入的载体。 对于所有类似领域来说，如果提高生产率、转换比较优势和提升竞争力不能从体制机制上受到激励，这种泡沫就容易产生，积累起巨大的风险隐患，终致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

只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疏通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渠道，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 这就要求削峰填谷，改变资本配置的不均衡现象。 在投资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诸如宽松货币环境、产业政策性补贴和特惠贷款等手段，旨在刺激投资需求。 然而，银行信贷的发放和优惠政策的施予，无论是出于风险的考虑，还是从免责的角度考虑，往往导致资金向大企业、国有经济和政府大型项目倾斜，甚至鼓励这些领域接受并非实际需要的贷款，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 与此相反，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新创企业则始终处于贷款难、贷款贵、得不到足够政策支持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仅从结构上抑制了投资总需求，也是资金配置效率从而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实中，资本形成对 ＧＤＰ 贡献率的下降幅度，始终显著大于资本形成规模及在 ＧＤＰ 中占比的下降幅度，这就表明资本的配置不符合效率原则。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保持资本形成规模的增长速度稳定，以及在GDP中的占比不变，资金在各种类型企业之间得到更为均衡的配置，挖掘出潜在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进而生产率潜力，无疑可以显著提高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因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体现出以下原则：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源泉所在，也是需求合理扩大的潜力所在。

根据发展阶段的要求，挖掘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潜力，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需求特点上说，基础设施投资与市场主体的直接投资，既有一致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特点。 相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求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按照经济增长的新需求进行调整。 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一种市场活动派生的需求，建设周期和回报周期都较长，更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常常被作为刺激经济的载体，因而易于成为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的领域。

根据这些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至少需要在两点平衡关系上把握好分寸。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与实体经济脱钩。 更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都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即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其次，从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仍然可以挖掘到独特的需求潜力。 作为一种派生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有赖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常态速度，然而，补齐现实中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仍然可以创造出立竿见影的当下需求。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足够超前，以致需求潜力相对有限。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显示，在作为竞争力指数重要支柱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得分较高，排在141个国家和地区的第36位。 由于同年中国的人均GDP在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6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似乎已经大大超前。 不过，这种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基础设施的水平和建设投资需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仅仅同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而是同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等，有着更紧密的相关性。

为了避免高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程度，以便看到该领域投资需求的潜力所在，我们可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的信息，再作两点深入的比较。首先，在 2019 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整体排在第28位，其中由人口规模决定的市场规模排名第一。 也就是说，基础设施这个支柱的排位还低于整体位次，与市场规模具有的地位更不相符。 其次，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结构上也不尽平衡。这个支柱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交通设施和公用设施，前者的世界排名高达第24位，而后者排名则低至第65位。可见，无论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还是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要求，都意味着公用设施建设和投资仍有巨大的需求潜力。

五、结语和政策含义

在形成新发展格局这一总体要求中，促进国内大循环是一个综合全面的要求，需要整体、协调和配套推动，同时也规定了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任务，即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作为内生动力，高质量发展为投资需求提供重要的推动力，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推动居民消费扩大的可靠动力来源。 可见，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源泉。 这种内生动力的潜力得以挖掘和发挥，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社会氛围营造，以及激励机制形成，确保其可持续性和可靠性。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政策含义：首先，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转变的方向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可以保持社会流动性的继续扩大，进而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可靠源泉。 其次，经济发展质量决定了投资资金的配置效率、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因而是扩大微观投资意愿和宏观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 再次，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既包括产品市场的全国一体化和流通的畅通无阻，也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价格能够反映相对稀缺性，因而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和重新配置。 最后，加快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以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