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原载《新华文摘》 2023.6.5 总第767期 作者：刘志阳

一、引言

       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和实现路径，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艰辛的历史探索中，企业家是一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力量。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回望了近代以来张謇、荣毅仁、王光英等爱国企业家典范，强调企业家要以史为鉴，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上述论述彰显了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性。 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卡尔•施拉姆，2016）。 透过 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家精神随时间推移而千变万化的特性；把握环境和制度的复杂架构对其流变的深刻影响；更广泛地认识到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普遍影响。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脉络和演进现实的历史考察，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魏江等，2022）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百年研究脉络

       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是一个贯穿近现代和当代的学术命题。 早在20世纪初叶至中叶，国内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初步探索。例如丁文江（1928）的《中国官办矿业史略》、龚骏（1933）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都讨论了机械使用改进问题和企业家革新思想。但相关研究在建国以前非常零碎，被包裹在本就不成体系的企业史研究中。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研究才真正起步，并逐渐形成了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 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分析近代企业家的创新阻力，以印证其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改造之后获得的新生。例如，吴承明（1955）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分析了近代企业家如何通过官督商办这种组织形式创新在清政府和外资双重压力下的艰难求生。费维恺（Feuerwerker，1958）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认为，中国企业资本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缺乏动力，使得官督商办企业未能引发真正的工业革命，需要中国企业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及其价值体系内实现创新突破。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1958）编著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书浓缩了对旧中国企业在改造后的组织变革记录。

       第二次浪潮 是20世纪70—80年代，体制改革催生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需求，部分企业史学者开始尝试从回溯民族企业（家）或行业史的角度寻找制度创新的方向。如赵靖（1988）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经营管理思想》总结了张謇、张元济、穆藕初、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在企业投资、开拓市场、财务管理、成本控制、人才任用等方面的经验。 

       第三次浪潮 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哈佛《企业史丛书》掀起的全球企业史研究热潮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中国企业活动历史的探索。例如，钟祥财（1992）通过梳理近代企业家关于上海及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主张，总结了中国企业家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思想。徐鼎新（1995）在《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中论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科技力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促进等。张仲礼（1998）在《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中探讨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逻辑，以及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吴敬琏（1999）等从制度视角认为，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创新。 

       第四次浪潮 是党的十八大迄今，企业家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蔡莉等，2021；张玉利等，2022），除了企业史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加入研究队伍。例如，路风（2016）从技术进步视角，以京东方科技创新为例讲述了这个企业和中国电子工业六十多年的技术追赶过程。马敏（2018）等从儒家文化视角，提出近代儒商伦理道德观对企业家精神重建的重要历史意义。

       与实践需要相比，国内学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仍然明显不足。 现有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大多数文献未能将中国企业家精神看作一项渐进且具有跨时段意义的课题，进而将近当代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割断开来分别考察，一定程度上遗失了历次探索之间的关联与推进（程霖，2017）。第二，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全球比较分析。如果不将中西方制度差别与企业家创新精神演化相关联及比较，将无法揭示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演化的内在机理。第三，缺乏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创业行为的系统化总结。综上，对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流变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将为构建中国自主创业学知识体系（刘志阳等，2021）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充分挖掘中国企业家精神演进的历史文化基因，总结历史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性影响，有助于从历史经验中获取推动当代创新创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律，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需要系统地总结企业家精神演进历史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外来思潮的间断冲击， 中国企业家精神也随之发生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49年。这一时期，面对帝国资本主义对旧中国资源掠夺和主权侵犯，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尝试通过引进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行官商合营等新管理模式来满足当时民众急迫的现实需求，试图以经济独立谋求民族独立。在 争取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为之标注了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 。 新中国建成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营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 但国有企业家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奋勇争先之路。大庆油田的技术工艺创新、《鞍钢宪法》的管理模式创新都是这个阶段企业家的创新尝试。国有企业实践为构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隐藏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企业家精神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被逐渐激发出来。 早期有吴仁宝等乡镇企业家和张瑞敏等工业企业家。1992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体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批试水者，被称为“92派”。1999年以后，又有大批企业家抓住了互联网革命的契机，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奇迹。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展现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在党的领导下成功推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家获得竞争优势的主动追求。 一些企业家也积极通过社会创新创业方式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双碳事业，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帮手。中国创业活动摆脱单纯的冒险驱动或机会驱动，逐步转向新发展理念驱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可见，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漫长道路探索中的历史产物，其发展演进也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行进。

       其次， 应该积极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将其有益经验转化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宝贵指南。 企业家精神贯穿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史。陈锦江（2016）认为“从中国企业家的特点看，他们并未迥异于熊彼特所定义的西方企业家，他们一样胆识过人，目光远大，创造性强，且善于重组各种生产要素。”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家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但相比于西方，爱国敬业、守信经营却是中国企业家的独特气质，这也是当前弘扬企业家精神尤其应该重视的内容。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应该以史为鉴，充分引导当代优秀企业家始终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此外，应该讲好历史上的企业家拼搏奋进故事，提升广大企业家群体战胜疫情和克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诸多不确定性的信心，更好激发当代企业家从事更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的动力。

        再次，需要全面厘清企业家精神历史演进的制度和文化变量，进一步优化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全方位营商环境。 中国企业家精神孕育尽管也受到专利制度、反垄断法、金融制度和破产保护法等全球共同因素制约，但其缓慢发展也有着儒家文化、政商关系、宗族网络等我国特殊的制度成因（陈锦江，2016），更和我国近现代以来科学发展缓慢和科学素养缺乏息息相关。将近现代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国际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探讨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破解所谓的“儒家文化圈”与经济增长奇迹之间的关系。陈锦江认为，由于中国人深受有关组织及个体和群体间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其管理风格和组织架构与西方仍有很大差别。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尤为注重建立人脉关系”。事实上，政商关系不清，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只有更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持续优化全方位营商环境，才能更好助力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

       最后，需要深入挖掘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和企业成长的历史数据，更好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创建。 历史长周期的研究可为当下提供宝贵的思想积淀与现实借鉴（Cheng等，2017）。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更多年谱资料和音像材料的挖掘，这几年来企业史研究有了很多的进展，一些较为知名的企业家的历史活动轨迹和社会网络也能够得以清晰刻画，随着同时代更多的制度变量的可量化描述，这些都使得历史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规律逐步趋向可测化。上述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形成涵盖制度文化成因、技术进步因素、个体认知方式、创新行为和绩效、政策干预在内的完整的中国企业家成长历史模型，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企业家和一流企业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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