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陈清泰：国企改革作对了什么（二）

亲历者陈清泰：国企改革作对了什么

原载《南风窗》 2023.6.5 第12期 作者：何子维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南风窗:对几万人的国有大厂来说二汽这次的闯关和转型是一场大革命。你从国企大厂长到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身份的转换对你自身而言也是一场大革新。

陈清泰:1991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到二汽考察，之后让我到北京去。二汽的改革工作没有完成,我有些犹豫但岗位的变化，没有影响我继续持续关注产业发展和国企改革等领域。

我调任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后，遇到的问题与在二汽时经历过的，有不少相似之处，我并不感到生疏。同时，二汽的企改历程，让我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了解得非常深。

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转折性变革。

改革目标确立后面临着一个问题改革目标如何落地，如何制定顶层设计或者行动纲领?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起草小组设定了16 个调研课题，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我牵头。课题要回答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

南风窗:面对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命题你如何寻求突破?

陈清泰:接到这个任务，压力很大,文件起草小组给我们的题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在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国有国营”体制下，企业是实现国家计划的一个个执行单位，跟现在的车间差不多，失去了活力，没有再发展的欲望和能力。国有企业又是计划经济的支柱，计划经济是国有企业生存的依托，两者的关联性非常强。想要改革，只能是左脚迈一步右脚才有可能再迈一步。

为了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大特征，我们经过反复调研讨论，最终归纳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字方针。1993年11月，有关表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下来，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南风窗:这之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经历了几起几落。其中，改革思路和突出矛盾在哪里?

陈清泰:确立下来后，国企必须改革，走向市场，否则财、税、价都没法改。

为了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大特征,我们经过反复调研讨论,最终归纳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字方针。

我们意识到，要搞好国有企业，就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从“一厂一策”地“普渡众生”，转向以城市为中心“优化资本结构”，鼓励竞争、支持重组、抓大放小。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是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还是价值形态的资本，即股权?二是国有资产怎么资本化?

那么，我们把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具备条件的可以上市)，国家在该公司的国有财产就转化为具有流动性的国有资本，即国有股权;再通过国有资本(股权)的动态流动，实现企业的联合、兼并、收购和改组、改制、改造等以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提高配置效率。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资本市场有了较快发展，很多国有企业就是这样上市的。这样做遵从的是《公司法》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和经济权分离”。

真正的结构调整，不是要求企业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让资本可流动,把有效资产盘活。公司需要往哪里投资需要进入哪个领域，只要董事会讨论、股东大会通过，企业有企业法人财产之内的运作权。比如，钢铁产能过剩卖掉的钱，可以去支持互联网、芯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抑制过剩产业的产能，支持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但后来，我们看到，个别国企出现过控股股东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与上市公司财产关系不清、高管交叉任职等问题，这就违背了《公司法》引起了证监会和其他股东的不满。有人称此为“旧体制控制了新体制”。

南风窗:你是国内较早建言国企改革突破口在于以“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的学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管资本为主”的体制?

陈清泰:中国改革40多年，国有企业也改了40 多年，到现在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管资本为主，二是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在这三者之中，管资本的改革处于基础地位。

国企改革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为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并运作国有股权。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面应当及时地由针对国有企业的自身，转向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是保持较大份额国有经济，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分离的必要条件。

优胜劣汰的形势开始形成，对于股东来说，它偏爱的是谁能给他赚钱而非是国有还是私有。这是对资本的解放，更是对企业的解放，从理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双方增强活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摘掉标签释放动能

南风窗: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陈清泰:我有一个想法，在统计上是不是可以按照国际习惯，不再分国有和民营，而按照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独资公司、合伙公司等称谓划分淡化所有制属性。

党和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到最大。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

南风窗:尤其在今天，国家经济走向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我们看到很多创新诞生于民营企业。

陈清泰:我一直呼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包括中小企业。从大局出发，我确实感觉我国到了“非这么干不行”的发展阶段，否则就是耽误关乎中国经济未来的大事。

有人说，真正的创新就得依靠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不确切的。大型国有企业有它的不可替代性。过去,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公共服务等方面，国企很快集中资金高质量建起;今天，这个不可替代性仍是市场对它的认可。

举个例子，2017 年，全球软件最强的英特尔公司以 154 亿美元天价，买下以色列一家研发自动驾驶软件的小公司。而往前倒推一年，这家以色列公司来过我们这儿，当时就希望有人能投资他们，并提出投资仅1.4 亿美元、占40% 股份这样颇具诱惑的条件，但没人动心。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算是实力强劲的英特尔短期内做不出来，但为了做成事，就会考虑花钱从全世界捕捉，实现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来源，其实也不必求全，核心自己掌握，其余的可以从全社会获得，再通过技术集成，将那些可应用的技术转化成创新产品，从而被社会、市场广泛接受。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可低估，投资它们就是培育未来。这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拥有创新成果，但若让它们自我实现产业化,80% 会死掉，只有少数能存活。

南风窗:我们得承认，从技术研发到现实产业化是一个烧钱的过程，也是一个收益滞后的过程，那么该怎么驱动投资呢？

陈清泰:一般来说，中国不缺资本，但要害的部分又缺资本。或者说，创业企业初始阶段有想法、有技术，但没有投资，当过了困难阶段都抢着往里投资。

这需要我们培育一批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家。他们有识别能力，他们对投资的企业不仅是给钱，而且要对创新企业发挥指导、辅导作用，帮助它们调配资金、选聘人才、改进管理、选择合作伙伴等。目前深圳等一些地方做得比较好，但各个地方的差异还比较大。

南风窗:这是民之所欲，也是政府所向，但为什么这类风险投资家如此稀缺?

陈清泰:中国的风险投资人是有的,只是以我国的体量而言，我认为还不够，这样的投资家最好是有一定政府背景和特殊眼力，因为他不能追求短期的收益、“临门一脚”，而要追求创新性、未来的前景和诸多项目总和的收益。

有一本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讲述了以色列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如何通过激活创新来推动经济与社会不断进步。书中按照每年人均风险资本投资，评判各个国家的创新。比如 2008 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 2.5 倍欧洲国家的30倍、印度的35 倍、中国的80倍。正是风险资本的大规模进人,才使以色列成为世界“最创新的国度”。

资本市场应当追求未来。以特斯拉为例，它能成为全球市值最高车企，就是由资本托起来的，一边创新，一边亏损，一边融资;再创新，再亏损，再融资,如此循环多次，坚持下来的投资者赚了大钱。

近年，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但仍有再增长的空间。在卡脖子领域还要舍得投投，有的还需要大的投入，但也要停止对摇摇欲坠的企业肆意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