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算法——马斯克主义的底层逻辑.

权力的算法——马斯克主义的底层逻辑

文|吴 晨

重塑全球航天格局的SpaceX即将于6月中旬登陆纳斯达克，也极有可能让它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翁（Trilion-aire）。不同于硅谷多数依托消费互联网、平台经济崛起的富豪，马斯克的财富帝国扎根于硬核制造、航天科技与前沿技术重构，其商业版图的成型，始于SpaceX一次次绝境翻盘的惊心动魄时刻：从在太平洋小岛上死磕猎鹰1号的连番失败，到星舰系统的SuperHeavy助推器被发射塔上“筷子”般的机械臂稳稳夹住回收，马斯克的创业史本身就是一部兼具极端理想与无处不在压榨的史诗。

新书《马斯克重回太空》详细记录了SpaceX第二个十年的成长。在SpaceX的成长历程中，曾有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时刻。最令人难忘的是猎鹰1号的前三次失败发射，直到2008年第四次尝试才取得成功，可谓命悬一线。当猎鹰9号火箭首次实现垂直降落后，马斯克动情地对管理层说：“大多数人或许会以为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人类会记住，这是我们迈向跨星际文明的重要一步。”然而，这种宏大叙事的背面是极致的精打细算——为了回收龙飞船，马斯克曾因为租用改装民用船只每天10万美元的开销，心痛到夜里两点才勉强同意。

SpaceX有好几次距离破产只一步之遥，但NASA在最危急关头递上了橄榄枝。2006年，NASA与SpaceX签署价值2.78亿美元的COTS协议，用于支持猎鹰9号和龙飞船研发，验证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和返回货物的能力；2008年12月，NASA又授予SpaceX价值16亿美元的商业补给服务合同，用于执行12次国际空间站货运补给任务。这些合同为SpaceX提供了急需的研发经费和市场信誉，使其能够渡过资金难关，也让它能够顺利在猎鹰1号发射成功后转而研发更先进的火箭和飞船，一举奠定其作为商业航天奠基者和开拓者的地位。

这些屡败屡战、逆势突破的瞬间，不仅铸就了可回收火箭的技术奇迹，更孕育出独属于马斯克的创新哲学与商业体系。

一、互联网爆发期，马斯克为何深耕硬核航天？

在21世纪初互联网大爆发的时期，当硅谷的精英们正沉浸于开发社交媒体的“注意力炼金术”，并依赖精准广告大赚其钱时，马斯克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决定将数千万美元投入火箭这个“最硬”的硬件领域。

梳理贝宝帮两位代表人物马斯克和彼得·蒂尔的创业路径很有意思。2002年将PayPal卖给eBay，让他们有了足够资金实现自己的梦想。二人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创建了SpaceX和军事情报公司Palantir。二人都选择了硅谷的“非共识”赛道，不是加入硅谷互联网的狂欢——在随后的日子里，硅谷互联网公司努力寻找自己的商业模式，并从平台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中找到了答案——而是另辟蹊径，开启了改造、重塑高科技军工体系的努力。SpaceX是为了帮助NASA重新伟大，而Palantir则是利用PayPal研发出来的反欺诈系统，用技术增强美国军方的信息分析能力。

在新书《马斯克主义》（Muskism）中，两位作者、历史学家昆恩·斯洛博迪安（QuinnSlobodian）和技术作家本·塔诺夫（BenTarnoff）分析认为，这种选择并非单纯的鲁莽，而是基于对国家权力的敏锐洞察。与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同，马斯克懂得借力政府投入，寻求一种“国家共生”（StateSymbiosis）的关系。他意识到，太空代表了下一个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巨大商业机会，是极少人开拓的新边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重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工产业逻辑，美国国防部开始深刻反思传统军工体系的弊端。长期以来，NASA和美国军方依托“成本加成”模式扶持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巨头，固定的利润保障让头部企业形成惰性，缺乏创新动力与降本意识，军工航天技术迭代停滞、发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体系僵化落后。

“9·11”之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推行军事转型，核心目标是打破传统军工垄断、引入私营创业力量，激活军工产业活力，以适应网络中心战的全新军事需求。这一改革与马斯克的创业理念高度契合，也为SpaceX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回顾美国高科技行业创新史不难发现，一旦面临外部冲击，美国政府就会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是一个例子，1958年，后来名闻天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NASA相继建立，原因正是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所带来的冲击。DARPA专注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它的各种投资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NASA则专注于太空竞赛，最终令美国率先实现登月。

冷战期间，南加州洛杉矶地区曾有繁荣的航天产业，雇用了超过14万人。当2002年马斯克把家从硅谷搬到洛杉矶时，当地的航天产业已经缩减到不足5000人。可以说，马斯克比大多数美国人早至少15年意识到制造业复兴的意义。他将SpaceX定位为向NASA和国防部提供更廉价、更高效服务的供应商，他的梦想可以上溯至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

到了2024年，随着AI需求爆发，全球科技巨头开始斥巨资构建数据中心，美国真正进入了硬技术时代。作为始终死磕硬件、睡在工厂地板上的先驱，马斯克早已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准备好了基础设施。

二、马斯克主义重塑美国硬核创新范式

马斯克被很多人称为继乔布斯之后硅谷最重要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成功创建了特斯拉、SpaceX（包含星链）、Neuralink三家极具影响力的公司，同时收购推特并打造X平台，成为为数不多从工程师视角推动创新、改变世界的企业家。理解和研究马斯克，已成为当下显学。《纳瓦尔宝典》和《巴拉吉预言》这两本创业者语录的编者埃里克·乔根森，近期推出新书《TheBookofElon》（中文版书名译为《马斯克原理》，或许译为《马斯克言行录》更贴近其语录体特征），梳理了马斯克的核心工作法和管理思维。《马斯克主义》更进一步，将马斯克的管理实践归纳为“马斯克主义”（Muskism）这一核心管理与政治哲学。

如果说福特主义以流水线创造出的大规模生产、泰勒主义分工推动的效率提升，以及给员工足够高薪水所带动的大规模消费为代表，定义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那么马斯克主义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变化。

其核心可归纳为三大特质。

第一，工程师至上：第一性原理与极致务实的创新思维

马斯克主义的底层思维，是物理学严谨逻辑与工程师务实精神的深度融合，核心依托第一性原理、傻瓜指数与极简算法，实现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

马斯克始终坚持“像物理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落地”。他认为：“物理是定律，其他一切都只是建议。我见过很多人能打破人类制定的规则，但从未见过有人能打破物理定律。”这一认知让他坚信，创新应基于物理学本质推导极限，而不是盲目依赖过往经验。

第一性原理是马斯克创新的核心方法论，核心是剥离所有后天附加的假设、行业惯例和经验桎梏，直击事物最根本的物理与成本逻辑。传统航天行业普遍默认火箭发射成本居高不下是行业常态，无人质疑其合理性，而马斯克通过第一性原理拆解问题：火箭的核心构成是各类基础原材料，原材料成本并不高昂，行业高价的核心症结在于重复使用率低、供应链冗余、设计复杂、低效环节过多。基于这一本质判断，他摒弃行业固有认知，全力攻坚可回收火箭技术，从根源上压缩发射成本。

在此基础上，马斯克提出“傻瓜指数”，成为落地第一性原理的核心工具。傻瓜指数的计算公式为：成品总成本除以基础原材料成本，比值越高，代表设计冗余、工艺低效、供应链溢价越严重，产业越“傻瓜”。马斯克始终追求极致简洁，认为创新的终极目标是无限趋近“原子重组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剔除一切不必要的复杂设计与冗余环节。在SpaceX的研发生产中，这一理念贯穿始终：工程师严禁盲目采用昂贵的航天专属配件，优先选用民用消费级产品适配改造。例如，用赛车安全带供应商的配件替代航天级门闩搭扣，直接节约90%成本；依托通用电子产品替代专属航天设备，整体压缩80%至90%的供应链成本。

同时，马斯克形成了一套标准化创新算法：质疑假设，尽可能删减冗余，创新优化，极致加速，快速迭代。普通人的创新往往急于解决表面问题，而马斯克优先判断问题本身的价值，剥离无效内耗，再通过极简设计、高效执行、持续试错完成突破。他极度推崇工程师价值，认为“科学家总结规律，工程师创造从未存在的事物”，工程师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为此，SpaceX搭建极致扁平化组织，弱化管理层级、压低管理噪音，要求设计师、工程师深入生产一线、扎根车间，实现研发、设计、生产的无缝衔接，杜绝部门壁垒与流程内耗，让一线工程师成为创新的核心主体。

第二，精益福特主义：丰田生产方式与福特垂直整合的杂糅

说马斯克主义承接了福特主义的衣钵，的确不假。但更确切地说，马斯克深受丰田生产方式和福特式垂直整合产业策略影响，并将两者杂糅成“精益福特主义”。他试图将丰田生产方式中的自组织与高效协作，同福特主义的垂直整合结合起来，以适配逆全球化、贸易战与AI狂飙突进的时代变局，成为美国硬制造时代的核心先驱。

传统福特主义以大规模垂直整合、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核心优势，但容易导致工人异化、组织僵化；丰田生产方式以精益生产、自组织迭代、供应链外包、持续微创新和跨界协同为特色，但过度依赖外部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薄弱。马斯克摒弃二者短板，融合双重优势，打造出适配新时代的先进制造体系，并体现在特斯拉和SpaceX这两家制造企业中。

一方面，马斯克坚持福特式深度垂直整合，全力缩短供应链，实现核心环节自主可控。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多变的背景下，供应链安全成为制造业核心痛点。马斯克提前布局产业回流与垂直整合，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和SpaceX航天制造体系中，实现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测试全链条自主把控，摆脱外部供应链依赖，极大提升了企业抗风险能力与议价权。他明确提出，新时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本身，而是“高效制造产品的能力”，因此将大量精力投入“制造机器的机器”，即优化工厂体系、重构生产流程，将工厂本身打造为核心产品。特斯拉首创的用于汽车大型结构件的超级压铸机，就推动了汽车制造从“拼积木”到“倒模具”的革命。

另一方面，他又全面吸纳丰田生产方式的精益与敏捷优势，追求极简、去浪费、短反馈、高协作。马斯克延续丰田模式对简洁高效、杜绝浪费的极致追求，搭建跨部门快速协作机制，压缩决策链路，实现发现问题即可反馈、快速迭代。SpaceX摒弃传统航天企业繁琐的审批流程与层级沟通规则，要求沟通必须走最短路径，无需拘泥指挥链，鼓励跨级沟通、跨部门协同，消除组织内耗。同时推行模块化极简设计，通过持续试错迭代优化产品结构。猎鹰9号火箭通过数十次复用测试，不断简化内部结构、强化复用性能，最终实现规模化、低成本、高频次发射。

这一独创的精益福特主义，让马斯克成为美国硬制造复兴的先行者。早在“回迁制造业”成为政治流行词之前，马斯克就已经在内华达超级工厂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第三，国家共生关系：构建新时代的技术国家主义

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逻辑，也区别于传统军工集团僵化的政企合作模式，马斯克主义的核心支撑是与国家深度共生。马斯克通过与国家力量结合，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在他看来，政府并非简单需要被精简的对象。相反，它可以被工具化利用，成为攫取权力与利润的来源。

传统NASA与军工巨头的合作模式，以成本加成、政府绝对主导为核心，政府掌握全部设计话语权与项目控制权，企业稳赚固定利润，缺乏创新动力，最终导致产业僵化、技术停滞。而马斯克开创的全新政企合作模式，是推动NASA将订单模式从传统的成本加成改为固定价格，推动SpaceX这样的私营创新公司进行极致的成本压缩，同时也让马斯克赢得了对星舰、龙飞船和星链等一系列创新设计的更大主导权。如今，SpaceX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服务商，占据了美国航天发射活动的绝大部分份额，并承担全球近半数轨道发射任务。旗下星链系统打造全球最大卫星通信网络；其Starshield业务部门又在2021年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18亿美元机密合同，用于建设侦察卫星网络，进一步融入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国家技术服务商。

这种国家共生关系不仅颠覆了原有国家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权力架构，SpaceX这样的供应商一方面享受稳定的政府订单，另一方面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甚至反过来影响美国的科技与产业政策，进而改造政府。不要忘了，马斯克商业帝国版图中还有两个更具野心的领域：脑机接口和AI。Neuralink试图架起硅谷软件世界与火箭、电动车所代表的硬件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追求，本质上变成了希望用算法和AI替代人类社会复杂多变的共识机制，最终达成技术主权。

蒂尔曾经如此评价：君主制往往比官僚体制行动更迅速，尤其是那些采用敏捷模式运作的君主制。马斯克在特斯拉把自己的头衔改成了技术国王（Technoking）。他们所拥抱的技术主权，是一种站在技术之巅俯瞰一切的全新等级制度。

与此同时，马斯克也在贩卖一种幻想：在这个愈发不稳定的世界里，国家和个人都能通过接入他的基础设施，筑起自给自足的安全防线。这便是《马斯克主义》中所形容的“堡垒未来主义”，一种笃信科技能在险恶世道中增强自立能力的信念。

三、最后的思考

马斯克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是时代的产物。万亿美元级别的财富赋予他极高的影响力。《马斯克主义》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超越企业管理和商业创新领域，更深刻地理解高科技产业与国家、地缘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乔布斯在互联网泡沫之前的硅谷是异类，当时硅谷崇尚的仍然是工程师。之后则变成了讲故事的人当道，你必须能言善道，才能将科幻故事凭空变成资本。马斯克并非巧舌如簧的秀客，但他有着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让别人也相信这份信念的天赋。

我们同样要理解互联网精神的变化。互联网1.0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互联网意味着开放与扁平化。但在实践中，它却走向了垄断与同质化。技术是中性的，端看掌握在谁手中，由谁推动。AI时代到底会强化精英主义，还是推动更多普惠和包容的发展，类似马斯克这样的“技术国王”的想法举足轻重。

面向未来，对科技主权的追求到底会带来哪些改变？马斯克主义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制造业搬回美国，或者与国家共生去推动硬科技的发展，更有一层超越精英治国的技术信仰。当AI和算法加持一切，当人类与计算机之间、有机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融，技术最终为国家利益服务时，到底会构建出什么样的新秩序？

(来源：《经济观察报》202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