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现实挑战与战略路径*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现实挑战与战略路径

文|姚树洁 陈锡毅

引言

在国际技术竞争加剧和国内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效融合发展、激发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二者融合发展突破“卡脖子”技术封锁、培育新质生产力,亟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是本文聚焦的核心内容。本文以问题导向为基本思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落脚点,通过深入分析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国家制定长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创新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挑战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源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与创新资源结构性错配的矛盾。我国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由于先发优势、丰富的资本投入、完备的创新体系和较高的科技人才集聚,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域,而中西部及欠发达区域则受限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才短缺等约束条件,难以突破创新资源积累的阈值。这种空间极化现象导致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受阻,形成“中心—外围”式创新体系,扩大了区域间技术势差与产业代际差异,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创新协同效能提升。

体制机制障碍加剧了创新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行政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尚未完全破除,跨区域技术转移与产业协作面临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现实困境。财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的地区差异,导致创新主体在跨区域合作中存在预期收益不确定性与风险溢价升高的双重约束。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区域间合作协同度是影响转化成效的重要原因。此外,创新资源的分配不足还表现为政策支持的不均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政策,但许多地方政府由于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本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或部分高新技术产业,而忽视了对其他领域的支持。这种政策上的“倾斜”使得一些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缓慢,导致创新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甚至影响到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还面临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割裂化发展态势这一更深层次的挑战。欠发达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容易出现聚焦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简单复制,而未能同步获取技术研发、品牌运营等高端创新要素。而且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状况及薄弱的创新基础较难吸引高新企业入驻,转移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集聚抑制了西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产业转移—创新停滞”的悖论,导致区域间形成固化的发展位势差,阻碍了全国范围内创新要素的优化重组与动态适配。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挑战

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基础设施及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城乡融合发展不够充分,导致科技创新成果难以有效渗透至农村,制约农村地区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同时也削弱了全国范围内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协同效应,影响了创新全局的整体效益,是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与创新资源空间错配的集中体现。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核心瓶颈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早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完善的创新体系推动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农村地区由于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往往难以承接和吸收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只能依赖传统的农业模式,产业结构单一且附加值偏低,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支持,科技创新成果在农村的转化和应用进程极为缓慢。城市还大量虹吸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乡村技术应用主体空心化,而城市资本下乡又面临土地流转制度约束。这种“要素单行道”现象阻碍了城乡创新生态的互补共生。

在农业领域,技术推广不足同样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挑战。尽管现代农业技术,如精准农业、智能灌溉、无人机播种等在城市周边的农田和一些发达乡村已有一定的应用,但在广大农村地区,技术普及率仍然较低。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接受能力较弱,许多农民对新技术缺乏认识和信任,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未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无法实现产业的现代化。

城乡产业结构的割裂也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城市经济的高技术产业与农村经济的低附加值产业形成鲜明对比,制约全国范围内要素资源全面发展的潜能增长。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迅速发展,而农村的主要产业依然集中在农业、矿产资源开采等传统行业,农户仍然以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难以更多分享二、三产业利润,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未能形成合力,无法组成联动经营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城市和农村的科技创新成果难以形成有效联动。

此外,城乡创新体系的割裂也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一大因素。科技创新体系大多集中在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体系不完善、缺乏足够的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和创新支持系统。尽管国家已加大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农村创新平台建设滞后,且科技服务体系薄弱，农村技术推广人才严重匮乏,导致创新成果难以渗透到最底层的农村农业生产体系,叠加人口迁移,农村青壮劳力严重空心化,留守老人和儿童教育水平和劳动能力低微,不仅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更难吸纳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制于缺乏创新驱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创新驱动型现代产业体系之间形成了阻隔。

(三)产业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现实挑战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实践中还面临着产业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盲目跟风效应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本质上源于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在地方政府政策激励与市场信号部分失真的双重作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存在同质化布局现象,房地产、光伏、风电、汽车、机械制造等关键领域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问题显现,造成了创新资源的浪费与产业低效配置。地方政府在政策推动下,以“抢占先机”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往往采取“政策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推动本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政策导向往往忽视了市场需求与产业链协同效应,导致大量地方政府在同一领域进行重复布局、过度竞争,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创新效益的提升。

产业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大量创新资源,还加剧了技术同质化和低附加值竞争,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价值传导阻滞,降低了产业的整体创新效益。在这些重复建设的项目中,很多地方在产业布局时未能充分考虑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协同,迫使企业将有限资源集中于短期市场回报领域,导致相似产品和技术的“内卷式”竞争,也造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结构性脱节。在高端制造业领域,部分地方政府在推动智能制造的过程中,过度集中于传统制造业的机械化改造,忽视了创新技术的融入与产品差异化的提升,存在“重产能扩张、轻技术迭代”“重应用轻基础”的发展模式,导致创新资源过度分散于低端制造环节,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缺乏持续投入保障,削弱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升级动能。企业本身生产的产品也会缺乏竞争力,不仅无法提升产业附加值,还拖慢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可能形成“低端锁定—技术依赖”的恶性循环。

当前资源浪费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创新要素的错配风险。在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非对称激励下,部分企业为获取短期政策红利，将创新投入集中于易量化的设备购,置与生产线扩建,而非核心技术攻关。这种“伪创新”投资不仅挤占基础研究经费,更造成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环节出现价值断层。市场选择机制扭曲则放大了融合发展的系统性风险。行政力量主导的重复建设往往催生区域性创新孤岛，打破全国统一大市场内创新要素的梯度转移规律。

(四)技术产业化进程缓慢的现实挑战

缓慢的技术产业化进程也是当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技术与产业的对接不畅,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和技术积累未能顺利实现产业化,未能真正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技术转化能力不足是制约技术产业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许多科研成果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商业化的产品或服务,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缺乏强大的研发转化能力,不能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因此,技术成果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化路径选择、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存在难题,严重延缓了技术产业化进程。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往往局限于学术研究或原型阶段,尚未能够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进行有效转化和应用,限制了科研成果的市场化速度。

融资难是技术产业化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技术产业化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许多技术创新企业和初创公司由于市场前景不确定、产业化路径不清晰,面临较大的融资难题。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对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回报预期较为保守,导致资本无法及时注入和资金链断裂,许多创新技术和项目很难迅速进入市场。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科技扶持政策存在“碎片化”问题,难以系统性支持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政策和市场等多维度需求。

技术产业化的体制障碍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在科研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支持等方面,尚未完全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存在地方政府和部门依然依赖传统产业支持模式,忽视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支持,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的现象，导致技术成果难以在产业领域发挥作用。此外,部分传统行业的体制固化,也使得新兴技术难以快速渗透到各个行业,产业化的阻力较大,都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需要面临的现实挑战。

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性布局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构建“顶层设计—资源整合—动态适配”的协同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纳入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规划,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明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核心突破方向。依托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战略科技力量,建立“使命导向型”研发机制,围绕集成电路光刻机、航空发动机叶片、高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实施“基础研究—工程化开发—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攻关。

在资源整合层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央企、行业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链长制”统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由整车企业牵头整合电池、电机、电控等环节的技术标准,建立“专利池共享—测试平台共建—市场协同开拓”的产业生态。

在动态适配层面,建立技术成熟度与产业需求匹配度双维评估模型,对重大科技项目实行“里程碑式”动态管理。

(二)构建关键核心技术的立体化攻坚体系

破解技术产业化梗阻,需建立“需求牵引—多元协同—场景驱动”的立体化攻坚机制。在需求牵引维度,运用产业链图谱技术动态扫描重点产业的共性技术缺口。建立“产业技术需求清单”动态发布机制,更新发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目录,引导科研机构与企业精准对接。在多元协同维度,推行“赛马制”与“揭榜制”双轨并行模式。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中,允许科研团队采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不同技术路线竞争,对率先达到商业化标准的团队给予产业化资源包支持。深化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北斗高精度定位、舰船涂层技术等军用成果向智慧交通、海洋工程领域转化,建设军民两用中试基地,制定军用技术解密与民用化评估标准。

在场景驱动维度,打造“技术验证—应用迭代—规模推广”的产业化加速通道。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开放城市级测试路段,构建包含复杂路况、极端天气的测试场景库，通过真实数据反馈优化自动驾驶算法。建立首台套产品应用容错机制,对采购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的企业给予保费补贴,并允许在项目审计中设立“创新试错成本”科目。

在制度保障层面,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设立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架构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支持中试熟化与工程验证环节。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建立专利价值评估大数据平台,提升高价值专利组合质押率。继续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券”试点,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推广试点、跨区通用,允许企业使用创新券购买跨区域技术服务,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流动。

(三)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现代产业创新生态构建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产业创新生态不健全制约了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进程,导致部分前沿技术难以突破实验室阶段,无法形成产业竞争力。因此,需构建“技术孵化—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支撑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依托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孵化和产业应用。实施“产业大脑”建设工程,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覆盖科技成果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系统,实现“技术研发—产业验证—市场推广”闭环。

完善科技成果市场化机制，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价值转化链条,提升科技成果的市场交易效率。通过构建优势互补、梯次发展的数据交易场所,坚持“错位互补、可信互通、所商分离的原则,加快全国一体化的数据交易市场体系建设。针对中小微企业技术应用能力弱、智能化改造成本高的问题,打造“平台+生态”服务模式,提供SaaS化工具,降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门槛。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围绕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建设开源创新平台。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技术攻关,并对突破性成果实施“专利共享+收益分成”激励,促进技术开放合作。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推广首台套政策,为新兴技术提供示范应用场景,降低市场化应用风险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监管范式,设立“监管沙盒”试验区,允许自动驾驶、数字医疗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可控范围内试错迭代。

强化网络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云—边—端”全栈式防护能力,提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率,完善技术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机制,确保科技成果在市场化应用过程中权益清晰、价值可持续释放。通过科技成果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的协同发展,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

(四)构建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体系

在区域不均衡与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下,构建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体系,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针对区域创新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打破城乡与区域的边界,通过增强创新资源的流动性和共享性,构建梯度协同的创新要素配置体系,建立“核心辐射—节点联动—网络支撑”的三级要素配置机制。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圈等国家战略区域,打造跨省域创新共同体,同时加强腹地城市梯队建设,形成区域性“马阵跨阱”新格局,通过税收杠杆引导东部过剩资本向中西部流动。实施“创新飞地”考核分离制度,将中西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一部分反哺源头研发,形成要素流动闭环。在人才资源上,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区域间的合理分布与集聚。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过程中,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要求政策更加灵活精准,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地区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破解城乡创新要素错配困境、构建“技术下乡—产业上行—价值共享”的要素对流体系。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向县域延伸算力服务,推动城市AI算法优势与农村特色产业数据深度融合。建立“专利技术土地经营权”置换机制,允许农业科技企业以作物育种专利使用权入股农村合作社,形成“研发在城、中试在县、量产在乡”的梯度转化模式。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城乡要素交易平台,实现农业数据资产化流通,激活土地、劳动力与技术的协同创新势能。构建县域数智融合创新生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供给体系。深化“技术+制度”双轮驱动改革,破除城乡区域间创新协同的制度壁垒。重构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将技术转移成效与职称评审、股权激励直接挂钩,推动城市专利技术向乡村定向转化。通过数字政务平台打通政策执行堵点,实现涉农科技政策“智能匹配—一键申报”,构建全周期创新服务生态。

(五)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机制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围绕“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目标,重构“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终身学习”的育人体系,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推行“双一流学科+现代产业学院”共建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企业工程师参与实践教学。

完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机制是激励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破除“唯论文、唯帽子”评价惯性,对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团队,将技术转移收入、专利实施许可率纳入考核权重; 对工程技术人才,建立以解决实际产业问题为导向的“项目积分制”。试点“科学家+企业家”双聘制度,允许高校科研人员保留编制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提升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并赋予其团队人员聘用自主权。

构建终身技能更新体系,针对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变革性技术，建立“国家职业标准—岗位能力图谱—数字学习平台”联动机制。通过XR技术构建虚实结合的实训场景,为传统产业工人提供沉浸式技能升级服务。在制造业集聚区建设“工匠学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发展通道,对掌握绝技绝活的技能人才实施年薪制激励。设立“数字游民”人才特区,打破户籍、社保等制度壁垒,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提供更加灵活的激励措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以柔性方式参与产业创新。

强化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设立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采用“项目制+导师制”培养模式,聘用重大工程总师指导实践。建立人才安全预警机制,对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团队实施“梯队备份”制度,确保技术传承不断档。

(六)完善开放联动的全球创新治理体系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需立足全球视野,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合作—规则引领”的创新治理范式。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指引,打造国内国际创新资源双向流动的枢纽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跨境协同创新走廊,聚焦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领域,与共建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中心。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改革:主导构建包容性全球创新规则。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发起国际倡议,推动建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技术治理框架。通过参与国际空间站、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计划,输出中国技术方案与工程经验,提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建立“备链计划”与“技术安全清单”对稀土永磁、先进半导体材料等战略资源实施产能储备与替代技术预研,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构科技金融开放生态,发展“离岸研发—在岸转化”双循环模式。支持企业在海外创新高地设立研发中心,通过“逆向创新”将国际前沿技术导入国内产业链。试点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支持外资以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形式参与硬科技基金,重点投向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未来产业。建立“科技外交官”制度,派驻专业团队对接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动态捕捉颠覆性技术变革机遇。

强化创新治理的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衔接。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试点,对智能驾驶跨境医疗等场景实行分类监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伦理审查体系,在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发布中国版伦理指南。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对跨国技术并购实行“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简化共性技术引进的行政审批流程。通过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高端平台,分享中国数字化转型经验,主导制定智能制造参考架构等国际标准。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摘自《重庆大学学报》2025 年第3期，原题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意义、挑战与战略》，原文约30000字)。

（选自《新华文摘》202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