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亨廷顿：文明的歧途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歧途

马向阳|文

1968年，左翼革命之火烧进了哈佛大学校园。一群年轻学生包围了一座红砖洋房，这里是当时美国政治学领域最年轻的学术明星塞缪尔·亨廷顿的办公寓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怒火难抑，一把火点燃了这座建筑。

原来，哈佛革命小将们刚刚得知，亨廷顿不仅亲手炮制了美国政府越战报告这份极具侵略性的“反革命计划”，并且早在一年前就偷偷溜进了约翰逊政府内任职，充当马前卒。

左翼运动席卷西方的1968年，正值亨廷顿的中年巅峰时刻。他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聚焦亚非拉众多独立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痛苦历程，这部独具慧眼的作品，奠定了他在世界当代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一年前的1967年，亨廷顿正逢40岁，他临危受命担任国务院顾问，为深陷越战泥沼中的约翰逊政府制定一份谋划长远的“逃跑计划”。第二年，他正式提交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咨询报告，在报告中不仅严厉批判了华府的越战政策，并且提出要在南越推行更加富有美国霸蛮色彩的“战略村计划”——通过在越南合村并寨，从而全面、深入、彻底实施美国的入侵和占有、改造战略。

身处左翼革命浪潮中的亨廷顿，灰溜溜地逃离了哈佛，暂避风头。学生在他工作的寓所上，用丹红朱漆写了七个大字：“战争犯居住于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生兼具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身份这一对矛盾气质的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都堪称是一个异类。在哈佛大学58年的执教生涯中，亨廷顿除了作为一个学术圈中谁都无法轻视、不断挑起新思想论争的明星教授之外，一生都恪守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他“两头不讨好”——政治家不太容易接受他率真大胆又非常有穿透力的各种政治预言，青年学生更不会喜欢这位迂腐教授身上一直为美帝国终将没落而“忧国忧民”、毕生 为 WASP（White Anglo-Saxon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一民族的命运操碎了心所表现出的致命道德骄傲和自负气质。

谁来代表美国？帝国的宿命

亨廷顿因1996年出版《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暴得大名，声名远溢学术圈外，也为盛名所累。实际上，贯穿亨氏学术生涯的核心关怀，是他终生不忘的命题和灵魂追问：美国究竟怎么了；美国还能守得住这片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最后乐土”吗？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美国何去何从？

2004年，9·11事件两年后，77岁的亨廷顿完成了他生平最后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部作品几乎贯穿了他一生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学术追问。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甫一面世时，奥巴马还没登台，特朗普的红脖子浪潮还在潜水深流。当时的人们还在惊叹亨廷顿最早发表于1993年的“文明冲突论”，他似乎早就预言了2011年9·11的天下惊变，这位目光如炬的学人早已超越了民主主义的藩篱，重新出发，开始向每一个美国人的灵魂追问：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呈现出衰败迹象的国家，美国是否正在丧失自己在国家内部的文化凝聚力和身份认同，这样一个将多元主义、移民文化和个人主义追求到极致的“分裂”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究竟还能走多远。

根据美国2021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在过去10年中，美国白人人口已经从63%下降到了57%，在洛杉矶这样的发达城市，白人人口绝对占比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加州的白人人口下降至34%，而拉丁裔的比例则上升至39%。1950年代，美国在二战后奠定世界第一帝国的时刻，全美人口大约为1.5亿人，其中白人占比为90%，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白人依然超过美国总人口的80%。

然而，1990年之后，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汹涌浪潮，不仅改变了世界面貌，也同样从内部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和国家特性。正如法国知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分析的那样，信息技术、金融资本叠加的新一轮资本、人口和技术的全球流动，进一步促进美国这样的信息帝国提前进入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这样的超级帝国和阿富汗、伊朗、巴勒斯坦等更加赤贫的第三世界相比，就像美国相当一部分失意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与马克·扎克伯格、马斯克这样的超级信息资本家之间竖起的巨大新鸿沟一样，整个世界开始裂开，从美国国家外部到内部，每个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成了“1%与99%的尖锐斗争”。“赢家通吃”的全球化新规则，领导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树立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的全面超级垄断之地位，此时，美国内部的社会结构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潜在惊变。

在“愤怒的白人”和更加失落的穷人之间，从1970年到2015年的近40年间，美国收入顶端1%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由40年前的8%上升到18%，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已经从40年前的61%萎缩为略低于50%，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下层阶级家庭比重从25%上升到29%，上层阶级家庭比重则从14%上升到21%。

其中，“愤怒的白人”主要是指支撑亨廷顿所说的“美国信念”或者美国国家特性的主体人群——传统欧洲裔白人，这些新出现的失意者，在全新的全球化浪潮面前，其核心优势地位也受到了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和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像美国“工业锈带”中白人产业工人所面临的工作危机。更大的危机在于，美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从过去引以为傲的以WASP为主体的“种族大熔炉”时期，到经历严重的种族撕裂和分化后，欧裔白人主体不再，白人和黑人、本土和移民、欧裔白人和其他民族之间逐渐进入相互游离而尖锐对立的“种族大拼盘”时期。

按照美国人口学家的预测，尽管欧洲裔白人目前仍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半数（52%），但到了2060年，其所占人口比重将仅占35%。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欧裔白人孩子将演变成为“主要的少数族裔”。40年后，虽然欧洲裔白人仍将是最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未来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3个族裔分别为：多族裔、亚裔和拉美裔，其中拉美裔到2060年将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这就是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锥心之论。

回想200多年前，杰斐逊等美国建国之父在国家建立之初，曾经试图在将盎格鲁-新教文化确立为美利坚民族文化基础和维持“种族大熔炉”之间的多元开放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关系，这种艰难的平衡，表现在杰斐逊等开国者身上，就是自由主义的内在心灵和保守主义的外在大脑之间横亘的深刻矛盾。在经历了1960年代的“政治正确性”潮流和平权主义的多元文化冲击之后，彼时这种潜在冲突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直到1990年代克林顿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市场浪潮兴起，左翼的“政治正确性”、多元主义和欧裔白人族群的失意情绪发生了奇妙的激烈碰撞，美国国内不同种族之间愈加撕裂，这正是当初亨廷顿作为巨眼英豪所预言的美国从国家内部到国家外部经历的“文化冲突”——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族群认同危机，还是美国在全球倡导的东西方社会的“大分离”危局，无一不是这一超级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领域正在发生的社会衰败症候。

“大分离”：文明的歧途

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终结之后，亨廷顿将文化因素前置于政治冲突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于要为迷失战略目标的美国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以尽快重新为这一新型帝国进行战略定位。

某种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一欧洲大陆哲学“自我-他者”二元论在20世纪的最新回响，其本质上和当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形容的国际政治格局的“食客-鱼肉”二分法，其间并无二致。

在刀俎和鱼肉之间，布林肯认为无论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阿富汗这样的小国，都不可能存在第三种角色。距离1992年新年到来的两周前，一个抗衡美国的苏联帝国突然消失了，亨廷顿和众多美国政治学者们急于要为美国找到一个新的猎取物目标，他很快就锁定了中国，至于那些和美国相比实力悬殊的伊斯兰小国，其实只是烟幕弹而已。

面对正在兴起的新世界秩序，亨廷顿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人需要重新界定“我们/他们”“集团中的/集团外的”“文明人/野蛮人”，以及“东方/西方”“中心/外围”。亨廷顿之所以用“中华文明”而非中国作为美国文化的最大潜在敌手，说到底只是一种话术而已。

亨廷顿不失为一个诚实的学者，他在《文明冲突论》的开篇，就非常坦率地指认：从1500年开始，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这些海洋帝国的称霸，无一例外都是借助于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之后进一步“改善其发动战争的能力”，通过其“运用有组织的暴力”之优势，从而为西方世界征服“非西方世界”赢得了可能，西方文明在思想、价值和宗教方面获得的优势地位，并非源自其天然的自然优势或者所谓的文化优势，而是通过赤裸裸的“有组织暴力”加以实现，最后权力的扩张，才带来了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尽管“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而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亨廷顿说。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代言的现代化只是拜幸运和有组织的暴力所赐。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它一直要等到17世纪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但它们是西方文明之所以成为西方文明的东西，并非今天世俗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部“现代性”。

梁启超曾经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分为三个逐步进阶的时期，分别是器物、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器物代表技术象征的“工具文化”，而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和文化文明都往往深深扎根于这一民族的传统和历史之中。任何人想要轻易挣脱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一个地球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既非明智，也不现实。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亨廷顿认为，作为幸运儿的西方文明，正是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将西方文明连带组织化的暴力系统扩张到了全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明在非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围绕现代化与西方化，非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回应西方影响的典型方式往往也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类似明治维新和清末的中国，干脆直接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其次是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凯末尔为代表，为了西方式现代化而不惜全面抛弃传统；第三种是像近代日本的“东洋精神，西洋技术”、晚清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以及1950年代之前伊斯兰世界尝试协调现代性与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义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相容的温和改良主义——在接受全面的技术和制度现代化的同时拒绝完全彻底的西方化。

亨廷顿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尝试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抉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无视自身社会在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的传统和惯性，主动迎合西方文明、试图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的且与西方几乎完全一致的社会发展模式，最后沦落为一种“无所适从”的国家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的土耳其建国者凯末尔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他试图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土耳其，在促进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同时，试图抛弃伊斯兰历史遗产，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近代土耳其现代化、西方化的结果，是使统治精英、知识领袖和底层人民在国家特性和本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深刻裂痕，整个国家陷入到一种“不东不西、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

在《文明冲突论》发表30年、9·11事变爆发20年后，重新审读亨廷顿，当惊世界殊。从1957年30岁的亨廷顿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公开为保守主义辩护开始，亨廷顿总以其天才般的犀利思想和咄咄逼人的姿态，挑战时代的常识。

究其本质，作为一个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学者和思想家，亨廷顿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他出生于美国典型的欧裔白人中产家庭（父亲是出版商，母亲是作家），他至死都在捍卫美国独特的“美国信念”这一伟大传统，同时又为WASP的没落和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帝国的式微而忧心不已；他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奔放灵魂，却喜欢用保守主义的理性大脑思考现实问题；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美国“右翼思想家”，其本人一辈子都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他意识到了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潜在危机和虚假道德矫饰，但又用文化相对主义作为遮羞布，故意引开人们对于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罪恶性的批判。

2008年奥巴马上台前夕，亨廷顿默默去世。在留下17本著作和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同时，他一直以“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避开了公众目光和媒体聚光灯，刻意以低调之身和政治现实保持距离，保留了一个学者的独立批判本色以及他独有的天才般的洞察力。天知道，如果他看到2008年之后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行、世界重新割裂为民主/非民主两个文化/意识形态阵容的“大分离”之后，这位天才的预言家会作何思考。历史如大江奔流，泥沙滚滚俱下。正如20世纪初的另一位思想巨人弗洛伊德晚年在二战爆发前夕的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所指出的，一种文明如果建立在粗暴干预和野蛮掠夺之上，那么它既不道德，也不“文明”，只能算作是“文明的歧途”。

（选自《经济观察报》2024.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