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增强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

大力增强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

范宪伟|文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稳就业促就业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拉动就业主力军作用。近年来,受供给侧青年就业意愿转变、需求侧就业吸纳能力减弱等多因素影响，制造业就业面临多重困难挑战,就业规模和占比持续下降,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战略目标下,增强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制造业就业的趋势特征

(一)从历史变动趋势看,规模和占比“双降”

1.就业规模和占比持续下降。近年来,制造业比重的快速下降对就业产生较大的滞后性影响,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占比也出现下降,幷呈现过快下降趋势。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看,自2014年开始,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开始下降。2014-2022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由8849.90万降至6931.90万,8年累计减少1918万，年均减少约240万,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1.60%降至9.40%,下降2.20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13—2018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3452.70万降至12108.70万,减少超过1300万。

2.就业规模和占比较先行工业化国家下降较早。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制造业就业规模和占比下降往往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后。相比之下,我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和占比下降过早。2014年,制造业就业规模和占比下降时,我国人均GDP仅为7485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3.不同行业就业呈现普遍式非均衡下降。

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快速下降。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最早下降,且降幅最大。

二是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下滑趋势加快。2015年后,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用工人数下降势头加速。

三是少数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顶板效应渐显。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平均用工人数从2010年的772.75万上升至2021年的963.90万,增幅高达24.74%。与2015年相比,小幅增长6.34%,就业容量基本达到顶峰。

(二)从近期就业形势看，“招工少”“工时减”“工价降”

1.制造业就业由“用工荒”向“招工少”转变。2023年春节后,制造业“用工荒”问题未大范围出现,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广东、浙江、江苏等用工大省没有出现往年“工厂求着劳务中介帮助招工”现象,制造业就业的主要矛盾由“招工难”转向“招工少”。

2.一线生产工人“工时减”特征明显。随着用工需求减少,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已取消夜班,工人的工作基本“朝九晚五”,加班时间大幅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较高峰期大幅减少。

3.一线生产工人“工价降”趋势明显。一线生产工人的劳动报酬随着工作时间缩短而降低。

(三)从就业结构态势看,“普工用工少”“技工招不到”

1.制造业普工需求持续减少。受订单减少、利润下降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企业对扩大生产、增加用工持保守态度,用工需求较弱。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一直在50.00%以下,长期处于收缩区间。2023年12月,制造业企业平均累计用工人数比2022年12月减少189.50万。

2.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但“招不到”。与一线普工“招工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造业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面临“招不到”“技工荒”的境况。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供求数据显示,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保持在2以上。

(四)从区域分布格局看,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

2000年以来,伴随着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就业岗位也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与全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占比双双下降的趋势不同,2014—2021年,西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从12.40%增至13.13%。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产业海外转移的岗位“转移效应”和新技术应用的就业“替代效应”逐渐加大

1.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带来的就业“转移效应”加大。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在转移产能的同时带走就业岗位,减少了大量国内就业机会。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推行“制造业回流”“近岸生产”“友岸外包”加快产业链“去中国化”叠加我国制造业生产经营综合成本上升,一些跨国企业产能外迁趋势加快,部分国内企业被链主企业“裹挟”部分生产环节甚至产业链整体被迫向外转移现象增多,直接减少国内就业机会。长远看,这些产能转移不仅影响制造业就业规模,而且将加剧全国就业压力。

2.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制造业加快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就业数量、结构、模式等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存在着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的应用,创造了许多新领域和技工岗位,也“消灭”了很多简单重复岗位,大量普工被替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深化和广泛使用,这一替代效果会呈现加强趋势。

(二)需求不足、利润下降降低企业用工需求

1.需求不足、订单下降。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制造业造成较大影响,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导致全球资金回流美国,金融市场资金紧缺,全球需求不振,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订单减少。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导致消费者消费动力不足、信心不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减少。受外需不足、订单下降等影响,一些制造业企业生产受到较大限制,更加倾向于保持甚至收缩现有用工规模。

2.行业利润下降明显。2023年以来,随着订单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我国部分企业产能利用不足,行业内部降价“抢单”现象频发,企业利润下降明显。

(三)就业质量不高导致青年群体“不愿进”“不想进”

1.收入待遇偏低。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693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59元,远低于批发零售业的97679元,仅为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40.80%。从增速看,2013—2022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增加44022元,低于全国各行业增加值的平均水平,远低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20045元的增加值。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比较,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仍较低。2021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仅为1068美元,仅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20.70%、17.40%、18.90%和27.30%。

2.工作生活环境难言舒适。相对餐饮、住宿、外卖快递等服务行业,制造业工作环境较差。一些企业生产车间空气浑浊、粉尘弥漫、噪音环绕、高温闷热、异味难闻等,甚至有些作业场景有毒有害,相对较差的工作环境难以让年轻劳动者作出就业选择。

3.工作时间长、自由度不高。2021年,我国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50.60小时,比各行业周平均工作时间多3小时,较金融业多8小时。除工作时间长外,制造业就业人员工作自由度不高,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实行流水线式机械作业、两班倒”或“三班倒”等轮班式作息制度、“单休”“不休”等工作模式,导致把“宽松”“自由”作为求职重要标准的青年劳动者“不愿进厂”,甚至纷纷“逃离制造业”。

4.职业社会认可度低。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制造业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度开始下降。部分人群对制造业就业仍停留在“流水线”“拧螺丝”“缝针眼”等机械重复、缺乏创新性等传统认识阶段。同时,以知识、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体系尚未建立,职业资格标准固化、更新迟缓,职业发展、技能成才的渠道单一且不畅通,上升空间受限,学历学位与技能等级难以转换互认,也导致较多高校毕业生排斥制造业。

(四)制造业服务化带来就业“转化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通过服务化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竞争力。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加快,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活动,能以极低成本被转移至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规模两条渠道影响制造业就业。它导致生产效率和市场规模的提升,导致就业规模扩大,也会改变就业结构,部分制造业就业岗位会转化为服务业。

三、对策建议

(一)提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增强中长期就业吸纳能力

1.加快培育壮大制造业新动能。加大对制造业技改投入力度,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前布局研发新兴前沿技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位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增强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动能。

2.积极应对智能化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影响。结合技术阶段性特征研判产生的就业效应,加强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适应数字环境的能力,重点关注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机制,避免其就业替代效应短期内集中释放。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构建不同行业、不同业态间的转岗机制,加快劳动者知识和技能更新速度,广泛开展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应用的适应性、储备性培训,提升智能化技术通用技能,缩短职业转换时间。

3.扩大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就业容量。在中西部和边境地区扩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范围,支持中西部和边境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共建跨区域产业合作园区、发展飞地经济等多种方式搭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采取特殊的财税、金融和土地政策，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向平台集中,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推动受成本压力驱动向海外转移的制造业向西部边境地区转移,探索建立外迁企业与承接地企业共同开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岗位,切实留住用工需求。

(二)切实推动企业降本减负，增强短期用工需求

1.切实推动制造业降本减负提质。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鼓励各地出台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融资、租金、物流、用能等成本的措施,加大对库存压力大、订单流失较多的制造业企业采取减税降费社保房租减免、金融信贷倾斜等支持政策,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促进制造业提质降本,提升制造业盈利能力。

2.精准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引导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制造业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活动、举办展销会和订货会等,帮扶其拓展市场。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运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直播电商等新模式,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鼓励大型电商平台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线上销售服务和流量支持。

(三)加大技能型岗位开发力度,多举措全面提升就业质量

1.积极开发技能型就业岗位。加快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技术深度应用,有步骤推动简单重复、安全风险高、作业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等工作岗位机器人替代。积极挖掘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催生出的数字化运维管理员、智能硬件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新就业岗位。推进先进制造融合集群发展,开发更多依赖于认知、人机互动、创意创造的技能复合型、高附加值就业岗位。

2.优化劳动者工作生活环境。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厂房建设,支持企业对生产车间开展降噪、除尘、制冷、去污等,支持园区或企业推广建设标准化单间宿舍。鼓励大型制造业企业举办托育、教育、医疗等机构,支持产业园区或企业建设员工文化娱乐休闲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制造业从业人员购买社会化服务给予适当补贴,加强对员工的公共服务保障。实施工伤预防行动,加强劳动者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加大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

3.合理增加制造业劳动者报酬。建立产业工人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评估机制稳步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实施与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薪酬体系,鼓励企业对优秀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年薪制等薪酬策略,探索试点给予一定股权期权激励等,设置符合技能人才岗位特点的技能津贴、班组长津贴、带徒津贴等,给予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针对灵活就业特点,鼓励企业完善计件计时、计次等工资制度,合理采用按次提成、日薪和周薪相结合的薪资发放形式。

(四)强化技能成才观念教育引导,增强岗位吸引力

1.强化技能成才观念引导。加大工程教育体系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工程教育进中小学课堂,鼓励学校开展生产制造教育，生产实践体验。开展全学段职业技能启蒙与技能文化熏陶行动,深入实施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实践体验基地,推动职业(技工)院校定期向中小学生开放,教育和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观念。把工匠精神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培养模式,融通校企培养通道,分专业、分工种确定工匠精神培养目标。鼓励高校毕业生在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完善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加强对技能人才的表彰力度支持其参与企业经营与管理,重视从中培养选拔党政干部。积极推荐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加大“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大国工匠”的培育推荐力度。完善技能人才表彰项目,各级荣誉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鼓励地方将高技能领军人才纳人各级党委联系服务专家范围和各地人才分类目录。健全完善优秀技能人才休假疗养制度,鼓励支持各地分级开展技能人才休假疗养等活动。开展制造业就业育人优秀案例创建活动,选树一批就业典型人物。

3.加大技能人才宣传。统筹考虑对技能人才典型的宣传,开展制造业就业育人优秀案例创建活动，选树一批就业典型人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技能人才成长事迹,打造技能人才宣传品牌,创新宣传方式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职业观、人才观。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2024年第7期）